《钱塘江古镇梅城》一书是在《严州古城——梅城》一书的基础上写成的。2001年，建德市政协决定与梅城镇人民政府合作，编写一本介绍古镇梅城的书，以深入挖掘以州城梅城为窗口的严州历史文化资源，为传承、保护、开发优秀民族文化作出应有的努力，并且决定由我执笔。尽管选题是我自己提出的，多年来也一直留意采访、搜集严州文化的信息和史料，但接到任务后仍然倍感压力，深感与博大、丰厚的严州历史文化相比，自己的知识贮备、理论水平、写作能力都极不相称，让我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实在是叫狗来耕田，是力不从心的。同时我还认为这是一件本该由前人来完成的任务，是一项历史的欠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应该以对旧时代的总结为前提，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前进，历史将会重复甚至倒退。进入近代社会后，早就应该有一本能体现时代眼光、反映严州历史文化的书了，而且严州也不乏能胜任的学者，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出色的学者都与这个课题擦肩而过，未能完成，这是历史的遗憾。

作为严州府治，梅城经历了太多的沧桑，旧貌难寻，可叹的是，许多历史遗迹纵然躲过了武装的战乱，却仍然难逃文化的革命，许多珍贵的文物作为历史的载体被当作“封资修”的历史垃圾扫荡一空，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富有地方文化色彩代代传承的，那怕是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的民风习俗及其传承人也在几十年来不断加码的批判、“决裂”中被彻底否定（精神层面和肉体上的双重否定），成为严州文化史上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搜集反映梅城历史面貌的史料，其难度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倍，我只能凭借不可靠的儿时记忆，对“文革”中“漏网之鱼”（这样的“鱼”实在少之又少，已是“稀有动物”了）的采访，以及历年来辛勤积累的资料来创作构思，谋篇布局，并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去外地搜集、查找资料，以期掌握尽量多的史料，在写作时有选择的余地。在具体写作时，不仅努力展示其“是什么”的表面现象，也尝试回答“为什么”的历史答案，如严州山水人物的“潇洒”主题，严州人重自由的思想渊源、“尚气节而轻功名”的文化传统等等，都可以从上古时期钱塘江流域盛行的道家之风中找到答案。虽然一部普及性的小书不可能深入展开理论性的阐述，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时时注意以此来指导把握写作的方向和品评历史的尺度，努力做到深入浅出的效果。

我曾经从事过二十多年的旅游宣传和地方文史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必须熟悉地方历史文化。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乡土文化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因此曾经两度与建德市教委合作，征编出版过两辑乡土教材，作为中央提出的“两史一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外读本，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行，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才有了编写梅城一书的设想，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保护、发掘严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议，产生了“严州文化”的概念，为后来《严州文化丛书》的编撰出版和严州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做了铺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有了明显的增长，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文化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严州古城——梅城》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因此一问世就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仅市、镇两级政府将之作为文化礼品和宣传品馈赠来往的嘉宾，海内外的严州老乡也将之视为难得的礼物，带向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成为游子们慰藉乡情的佳品。梅城镇政府还向每年应征入伍的新兵赠送一册，让他们在军旅生涯中不忘故乡。因为需求面大，初版不久即告罄，不得不于2010年重印。这次，趁《钱塘江古镇梅城》被列入《杭州全书·钱塘江丛书》选题的机会，我对全书作了一次彻底的补充和修订，不仅重新拟定了章节，并且新增了许多内容，扩大了叙述面，将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也写进书中，如庄子“建德之国”的理想与建德县名文化内涵的关系、严子陵隐居严州的文化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对净土宗五祖少康大师开山道场遗址的考辨、关于梅花城城垛造型的哲学内涵和历史渊源等等，都是学术界从未提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同时，对许多已经陈述过的历史现象也作了新的思考，使本书有了突破性的充实和提升。

严州是一个被历史失落的州府，作为州城的梅城古镇，她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含量和历史负载，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开展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所作的这些努力，不过是在九牛中捡取一毛而已。

本书承寿崇德先生允诺使用早年的梅城写生画，可补老照片之阙；老友戴不庸的篆章、袁航先生制作的流域图，均为本书生色不少；还有多位严州父老热心提供旧照片，无法一一写出姓名，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作为一个梅城人，我由衷地感激杭州市委、市政府对钱塘江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使得梅城这颗被历史掩藏的珍珠有重放光彩的机会，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她、关心她、爱护她，让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焕青春！

（朱睦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