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峰 口述 许永良 整理

李铁峰，江苏无锡石塘湾梅泾村人，1922年8月出生，小学文化程度，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至1949年5月，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浦东解放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金萧支队革命斗争。曾任排长、工作组副组长、中队指导员、大队教导员、江东县党工委书记、路北县党工委书记、严衢地区党工委书记兼严衢大队大队长、教导员等职务。解放后，历任寿昌县委书记、永康县委书记、省委工业部生产处处长、衢州化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浙江省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浙江省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务，1986年离休。

李铁峰今年己有92岁高龄，现居住杭州。他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夫人孙鹤英是他的革命伴侣，在战争年代结为夫妇。结婚后与他风雨同舟60多年，他们育有两子两女，如今已是四世同堂，子孙后代都很孝顺，晚年生活十分幸福。

参加新四军

1935年，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美商企业—万国转运公司当练习生（学徒），一年后升任职员。期间，我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9年12月，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策划下，我和一些上海进步青年去常州参加新四军。由于不久前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与国民党三战区忠义救国军发生冲突和交火，“江抗”部队撤离常州。和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的有9个进步青年，路上盘查很严，只能分散行动，避开检查。大家到常州后，我雇了一辆手推车装着大家的行李，抄小路去新四军联络点，没有接到联络点已转移的通知。到那里后被忠义救国军扣押，经过几天审问，他们看我年轻，确实是来参加抗日的，要我参加忠义救国，在我违心点头以后，他们就把我留下在政治部做些杂事。一天，部队转移到离我家只有20里的玉祁镇附近，我乘请假上街的机会潜逃回家，到家时正好是大年初一。1940年3月，我在坚决参加新四的信念支配下，又回到上海，找到地下党联系人。联系人知道我遭忠义救国军扣押的事，见我参加新四军心切，又作出安排。4月份，我顺利到达常熟，加入了新四军“江抗”东路军，参加第一期教导队学习，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

1940年6月1日，敌伪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我“江抗” 司令部、东路特委、常熟县委、教导队所在地—站浜合围偷袭。当时“江抗” 主力在外围活动，情况十分危急。在谭震林同志的镇定自若地指挥下，警卫排阻击正面敌人，教导队掩护机关突围。从早晨到下午，采取“绕圈战术” ，避开敌人的正面攻击，边战边转，安全撤出，使敌人扑空。我与教导队100余名学员是第一次拿着枪，面对面地与敌人战斗，经受了战场的锻炼和考验。在党组织的培养考察下，这年7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9月，我从“江抗”第一期教导队毕业，被分配到太仓县四区—横泾区工作。我在当地区委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组织建立了乡村自卫队、区常备中队和县常备大队等敌后抗日武装，动员了4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不久，常备大队升格为主力警卫二团，我在该团担任排长。“江抗” 部队发展很快，到11月，成立了团一级纵队三个，指战员约3000人，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当月，我所在的二支队，成功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夜袭，击毙日本指挥官早野，全歼日伪军，打了一个干净利索的歼灭战。

1941年1月下旬，传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90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围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破坏抗日的反共行径，中共中央于2月初宣布恢复新四军番号，在盐城设立军部，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谭震林被任命为6师师长兼政委，我所在的“江抗” 东路主力武装改编为6师18旅。

“皖南事变” 反共高潮后，反共急先锋—忠义救国军会同阳澄湖胡肇汉部队，向“江抗” 东路地区疯狂进攻。1941年5月下旬，由郭墨涛率领的忠义救国军一团1000多人，从淀山湖地区北上，6月初，进攻新四军18旅54团。当时，我所在的警卫二团已改编为18旅55团，我们接到命令后，急行军前去支援。经过激烈战斗后击退顽敌，追敌至八字桥又激战了6小时。这次战斗前后毙、伤敌人130余人，俘敌10余人，顽军被迫败退湘城。

在这次反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我和连长金耀忠奉命调回太仓，加强太仓的武装力量，坚持反“清乡” 斗争。当时，太仓县的抗日常备队受到日寇的袭击，伤亡严重，形势十分紧张。日伪沿长江筑起了篱笆；在刘河经太仓到昆山的公路上安装了电网；昆(山) 苏(州) 铁路沿线挖了深沟，也架上了电网；苏(州) 常(州)公路上增加了兵力加强巡罗；太仓也增设了据点。苏常太地区敌伪兵力增加之18000余人。而我太仓警卫大队仅60人左右，敌我力量相差悬巨。1941年7月1日，敌伪“清乡”开始了。太仓的所有乡镇和大村庄都驻扎日为军，并有巡逻哨日夜巡查，敌人还穿着便衣到处盘问行人，抓人打人，气焰十分嚣张。

7月中旬，55团政治部主任钟发忠带领3营7连进入太仓开展反“清乡”斗争，加上太仓警卫大队，两支队伍共有150余人。经侦察决定攻打方家桥敌伪据点。经过长途奔袭，我们于凌晨2点到达方家桥，7连主攻，警卫大队打援。由于情报有误，攻击受挫，凌晨4时撤退时又遭到敌人的围追阻击，部队损失惨重。当时太仓警卫大队撤回来的仅有30余人。由于人少集中行动困难，县委决定，人员疏散，长枪集中埋藏，留少量短枪坚持斗争。7月20日，我和金耀忠接到紧急通知，县长郭曦晨要在白茆塘边芦塘中的小渔船上召开会议，人员尚未到齐，就发现成群的敌伪便衣从几个方向包围过来，会议暂停，人员紧急撤离。突围时，县长郭曦晨因腿部受伤被捕，县委书记杨子清牺牲。

敌伪的这次“清乡” ，不同于以往的军事扫荡，敌人提出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即在军事上集中重兵打垮抗日武装，在政治上摧毁抗日根据地，摧毁县、区、乡抗日政权，消灭中共党组织和农、青、妇等抗日组织，恢复日伪的保甲联坐制度。在敌人实施的“拉网” 、“篦梳” 的搜捕战术中，队伍被打散了，我和金耀忠、周明三人只能东躲西藏在“青纱帐” 中，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不说，就连喝水都成问题，处境十分艰难。8月初，我们找到县委秘书丰有林，丰秘书传达了县委要求我们撤出清乡区向上海转移的指示，并告诉上海的联络地点。因为我们三人都没有“良民证” ，撤离时只好分散行动。8月中旬，我在群众的帮助下到达上海，找到联系人并留下联络地址，等待通知。但在上海等了近一个月毫无音讯，再也找不到联系人。迫于生活，我只好暂回无锡老家，等待上级前来联系。

被捕入狱

我的老家无锡石塘湾梅泾村，紧靠京沪铁路，是一个有近600户人家的大村庄，敌人很重视，一度有伪军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回村后，为了站稳了脚跟，我在自家祠堂内开办了一所义务小学，免费招收了40多名贫困学生进行教学。就在这时，我的同乡、战友，原太仓县常备大队指导员蒋福成(即夏明波) ，在“清乡” 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后，也在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几百里脱险回乡，在本村的惠民小学任教。我和蒋福成两人虽然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商量后决定在家乡开展抗日活动。

我们发动组织了20多名本乡进步青年开展学习活动，讲新四军抗日故事，谈抗战形势，读进步书刊，教育青年树立“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的信心，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由于书籍太少，我就托在上海工作的哥哥买了一些进步书报。我哥哥买好后，托在上海餐馆打工的本乡青年蒋某返乡时带回无锡。不料在火车上被日本兵查获，蒋某被抓后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了书刊是带给我的。

1942年11月12日晚上10点多，日本宪兵在蒋某的带领下，来到家里将我逮捕。

被捕后，我被关在无锡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一天吃两块麸皮糕，一碗盐水汤，后来连水也不给喝，只得喝小便，受尽了种种折磨。在敌人在三次审讯中，我据理力争，尽管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并放狼狗咬我的大小腿，我始终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新四军，没有暴露身份。由于乡亲们的保护，敌人没有调查到我参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事实，错误的认为我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

1942年12月，我和部分难友被押往上海的日本鬼子的刑场“陪毙”，我们亲眼目睹了日寇枪杀大批中国人的血腥场面。随后，我被日本大冈部队军法处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以抗日思想、溶共教育灌输儿童” 。

判刑后，我们又被押回无锡大牢。在狱中，为了不让那些狱中的“老头子” 欺侮，我与倪天骥、陈三百、单心敬三名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袁吉祥结拜兄弟(出狱后都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均担任要职)。我们“五兄弟”团结难友，开展了为改善伙食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为反对狱卒盘剥难友而成立了难友小买部，都取得成功。为打击看守长的嚣张气焰，我们还利用放风训话的机会，找理由痛打了看守长。

我当时的罪名，按汪伪政府成立时所谓的“大赦令”的规定 ，服刑满三分之一可以提前释放，本来可以出狱了，但我在狱中的各种斗争表现引起狱方的严重不满，因而延期6个月。

1944年10月23日，我终于出狱回家。

挺进四明山

我出狱后，在姑母的帮助下，找到中共锡北中心县委姚家礽书记，很快被安排到锡北中心县委工作。按照县委的安排，我先回老家考察、发展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后，于1945年4月到苏中六地委干训班学习。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干训班提前结束，我被任命为江南工作队副队长，渡江南下，到沙洲开展工作。在工作组的艰辛努力下，很快恢复了当地各种群众组织和基层政权。地方武装重新组建后，我又被任命为苏常太常备队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国共《双十协定》签署后，按协定要求，江南的共产党武装必须撤至长江以北。在这年11月和12月，我们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帮助和掩护淞沪支队、青浦支队、四明山的三五支队和金萧支队等革命武装北撤，顺利渡过长江。从1946年1月起，我先后被党组织委派到无锡、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6月，调入浦东解放总队，任一中队指导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参与了袭击万祥镇敌军据点、攻打川沙陈家乡公所等多次战斗。

1948年5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作出决定，为加强四明山的革命武装力量，浦东解放总队等革命武装300多人挺进四明山。5月15日，部队分头行动，秘密转移到芦潮港附近待命。

浙东游击纵队派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来接应联络。原说定晚上8、9点钟趁涨潮时上船，但到凌晨3、4点钟才联络上，此时潮水已退，大船停在近百米的海上。怎么办？我和战士们奋不顾身跳入水中，在齐腰深的水中前行，到了船边再爬上船。5月16日下午4时左右，船到杭州湾南岸姚北地区登陆。

登陆后，浦东部队与浙东三支队胜利会师。上级立即宣布，浦东来的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五支队，储贵彬为支队长，张凡为政委。我被任命为九大队教导员。

蒋介石听到这件事后极为震惊，认为已威胁他老家的安全了，急令浙江保安司令部，部署4000兵力进行“围剿” 。

5月18日，我支队被保安部队数百人包围在余姚牛塘山，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仍未摆脱困境，直到天黑才由熟悉地形的三支队战士带路，手牵手地从半山腰悄悄突出重围。5月23日，我支队在红岭又遭到敌人的连续三次进攻，被迫向太平方向转移。5月26日，敌人的反朴更疯狂。敌人纠集2000余人，动用了重机枪、迫击炮，扑向中共浙东临委和三、五支队领导正在开会的上王岗，在阻击战中，五支队支队长储贵彬从浦东带来的两挺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斗到傍晚6时，我们由三支队的同志带领，借着暮色突出重围。

我们五支队的同志原来习惯于平原作战，到了浙东后，天天在四明山区翻山越岭，雨淋日晒，风餐露宿，缺油少盐，还要和兵力多于10倍的敌人激烈战斗，战士们生活艰苦，十分疲劳。

战斗在金萧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金萧地区进行疯狂的“五县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中，中共路西工委委员、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副司令蒋忠，工委委员、金义县工委书记赵子逊相继牺牲，路西工委只留下蒋明达一人，领导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这年8月，中共浙东临委派张凡带领我们10多位同志到金萧地区工作，9月11日在浦江县马剑乡金冈坪与蒋明达会合。9月15日，中共路西工委在马剑乡石门村召开军政人员大会，张凡传达浙东临委决定，将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建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张凡任中共路西工委书记兼支队政治委员，蒋明达任工委副书记兼支队长。我被任命为中共江东县工委书记兼第三大队教导员。12月，我调任中共路北县工委书记兼第八大队教导员。

江东县是以富春江以东的浦江、兰溪、桐庐、建德四县的边缘地区，以浦江为中心，设兰浦、建浦、桐浦、浦东四个区。我在江东期间，参加了肇峰山反“围剿” 、袭击敌人墩头办事处、八大外线出击、杭囗坪、灰岗等战斗，同时组织群开展反顽斗争，打开了江东迎解放的新局面。

路北县地处浙赣线北侧，在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四县的边缘地区，下设金义、义北两个区，后又划入江东县的兰浦、浦东两个区。我调入路北县后，以兰浦区为后方基地，开展民主乡政府和乡、村农会、民兵等革命组织建设。先后进行了粉碎敌人武装抓丁抢收粮食计划、粉碎了敌军两个师疯狂反扑等军事斗争，加强了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9年4月20日，我奉命率领金萧支队八大队二中队挺进严衢地区，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中共严衢特派员、严衢地区办事处主任钱方等同志会合，加强严衢地区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迎接解放。4月30日，我带领的队伍在建兰交界的麻车埠突破敌74军的防线，强行渡过了正逢汛期涨大水的兰江，经梓唐、外余、蒋塔、吴江、姜山等村，5月3日在建德大洋里王村与钱方等人会师。当天，在里王村召开会议，传达中共路西工委决定，成立中共严衢地区工委和严衢大队，我任中共严衢地区工委书记兼严衢大队长、教导员。

5月4日，我率严衢大队开拔至兰溪芝堰村宿营。5日上午，行军至诸葛镇北麻车岗村的公路边，阻击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激战3小时后，敌人向兰溪县城方向逃窜。同时，我们还侦察到有国民党军队一部由寿昌向龙游撤退，我立即带领部队急行军向寿昌进发，当晚抵达西门附近的曲斗桥。次日黎明，我们上山准备阻击敌人，发现穿黄军装的部队迎面而来，双方发生交火。后来对方看见我们的队伍穿灰制服才停止打枪，打招呼后，才知是我们日夜盼望的解放大军。原来，与我们发生误会的正是解放军二野第12军第34师师长尤太忠率领的部队，他们5月5日从淳安出发，于罗桐埠、白沙渡口渡过新安江后进入寿昌县更楼。当日傍晚进驻万松镇（即今寿昌镇），寿昌解放。

在寿昌南乡曲斗桥与解放大军胜利会师后，我们严衢大队转移至龙游城郊茶园村休整，将大队整编为3个中队，共500多人，进行训练和入城教育。5月10日，严衢地区工委决定派由祝成立、闻竹雨、杜训等人组成工作组进入寿昌，配合解放大军接管县城。5月14日，建立寿昌县人民政府，由12军第36师民运科科长张丙辰任县长，临时接管寿昌县。

担任县委书记

1949年5月15日，我和钱方接到省委通知，带领中共严衢工委、严衢办事处、严衢大队的同志正式接管寿昌。25日，南下干部抵达寿昌，随后召开会师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寿昌县委、县政府，我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南下干部隋长文同志任县长。

解放初期，寿昌是浙西山区的一个小县，当时人口仅有8万余人，县城也只有几千人。县委、县政府成立后，设立五个区。县、区所在城镇的社会秩序比较正常。但在一些偏远山区和乡村尚有匪情，乡村两级政权尚未建立，群众还未真正发动，百姓的生活和生产还有很多困难。针对面临的实际情况，县委、县政府明确了以生产自救为中心，大力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发动贫下中农建立农民协会，逐步建立了乡村两级政权。

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中，由严衢大队改建的寿昌县大队，在建德军分区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了整顿、教育和训练，正式改编为三个中队约400余人。他们配合建德军分区主力武装，对在建寿边界、建衢边界的土匪进行清剿，基本肃清境内土匪。同时，还配合县公安局清理潜伏特务，收缴了不少武器。因此，寿昌县没有发生过土匪袭击新生政权的事件，群众生活逐渐安定，生产也逐渐正常。

搞好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长江以南新解放区提前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寿昌县从这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土改”。一方面整顿农会，培训土改积极分子，加强政策教育，开展了与恶霸地主的斗争。另一方面，经县委研究，决定由我带队，在更楼区三个乡搞土改试点。在试点中，我们广泛发动贫下中农进行诉苦，经上级批准，镇压了个别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贫下中农。同时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政策教育，“土改”工作进展迅速、顺利，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的提高，乡村两级政权得到了巩固。更楼“土改”试点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县面上推开，到1951年上半年全县“土改”工作基本完成。

在“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寿昌县注重对广大农民进行抗美援朝，保卫胜利果实的教育，动员青年参军。仅我主抓的更楼区三个试点乡，就有40多名农村青年参加志原军。

1951年7月，我奉命调往永康工作，担任县委书记。在永康任职时间只有一年半，主要抓了“三反” “五反” 运动和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两件事。

“三反” 运动，是党中央针对干部中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而发起的。永康县委的具体做法是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教育的基础上，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 形式，深入开展批判和揭发。在“三反”运动中，永康县的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在“大胆怀疑” 的背景下，少数人利用大字报无中生有，致使个别干部受迫害而自杀。

永康当时是个小县城，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少，所以，“五反” 运动主要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对个别偷漏税行为，采取补罚税款的办法来解决。永康县在“三反” “五反” 运动中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永康县的“三反” “五反” 运动中，有一件小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在县委会议室里，每次开会时，事务长总是放两包香烟，让大家抽着提提神，会议结束时也有人把剩下的烟带走。半年下来所用的香烟竟有几十条之多。因此，有人写大字报批评县委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公家的香烟。为此，我代表县委作了深刻检查，并表示坚决改正。从此县委开会再也不摆公烟。

根据上级部署，永康县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引导农民自愿组织互助组。但刚着手开始做试点工作，我接到省委调令，调离永康到省委工业部报到。

转战工业战线

1953年初，我调到省委工业部任生产处处长。

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浙江原有工业基础很薄弱，解放后开始建设浙江麻纺厂和黄坛口小发电站等项目，并着手筹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由于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为抓好全省的工业生产，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时常下工厂调查研究，了解工业生产的管理知识，推动增产节约运动。仅在杭州机床厂就蹲点蹲了三个月。不久，我又去华丰造纸厂搞公私合营试点，到1955年底，全省工业“私改” 工作结束，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4年，为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中央提出了在干部内部进行审干肃反的决定。我因在抗战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的问题，而成为内部重点审干对象，被审查四年多。后来，审干人员查证了无锡市公安局保留的敌伪档案，查到了我当年的“审讯记录” 和“判决书” 以及 “狱中表现” 等资料，省委组织部作出了我在被捕过程中“历史清楚” ，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的结论，通过了审查。

1958年初，我被调到衢州化工厂（简称衢化）工作，担任筹建处副主任。从此，在衢化一干就是25年。

我到衢化报到时，眼前是一片田野，土建尚未开始。后来，我被任命为电石分厂厂长，负责筹建电石分厂，并要求在年内建成投产。在电石分厂开始搞土建的同时，我带领60名生产、管理骨干去吉林化工电石厂培训实习。6月份回厂后，除配合基建安装外，还要全面做好思想教育、人事岗位安排、技术培训、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的制订等开工生产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电石炉设备安装的关键时刻，我连续九天九夜吃住在现场，没有离开车间。渴了，喝几口凉水；困了，在电石炉边躺一会。由于当时大办钢铁，急需矽铁，上级要求电石炉先转产矽铁，分厂又把电石炉改为矽铁炉。在我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正式投产，流出了第一炉铁水。矽铁生产5个月后，于1959年4月开始正式生产电石，很快转入正常生产，而且产品质量很好。

1960年，我调离电石分厂，到合成氨分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负责筹建衢化的重点工程。

衢化合成氨分厂不仅规模大，而且工艺复杂，一期工程规划年产合成氨2.5万吨，折合化肥10万吨。生产设备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的第一套大型化工装置。我和骨干们，为了挑起一次投产成功的重担，先后去吉林、南京、太原等地作短期的考察学习。回厂后，我一手抓基建，一手抓生产前期准备工作。在全厂职工的艰苦奋战和国内兄弟厂的帮助下，经过2年10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62年10月一次试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亲自带领省各厅局和各地市的领导乘专列到衢化祝贺，并在困难时期“破例”举办酒席表示慰问。我被推举为代表，向江华、王芳等领导敬酒。这一天，我十分激动，当夜以金山的笔名，写了一首《合成氨之歌》，刊登在《衢化报》上。

从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合成氨分厂发动全厂技术人员和职工，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对大小几百台设备进行挖潜改造，合成氨生产能力扩大到年产10万吨，尿素生产线也投入生产。

1965年10月，我调任衢州化工总厂副厂长。半年之后，一场灾难性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10年“文革” ，衢化厂内打、砸、抢严重，派别林立，武斗不断，逼供信成风，迫害至死的职工达53人。还火烧了百货大楼，一件件事情触目惊心。工厂的领导干部罢了官，大批技术人员靠了边，规章制度被说成“管、卡、压” 。造反派根据罗列来的材料，说我是衢化的“刘少奇” ，定性为“自首变节分子” ，“永远开除党籍” 。经大小会议多次挂牌批斗后，我被下放到磺铵车间劳动6年，期间虽然多次申诉，但在当时有冤难伸。

1977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在衢化引起很大的震动。我当时尚未平反，但接到省委通知去杭州集中，然后先去哈尔滨、大庆参观考察，再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大会。回厂后不久，省委下达对我历史问题平反的文件，纠正了“文革”时期的错误结论，并任命我为衢化总厂党委副书记，负责全厂的生产管理。又过不久，我又被任命为衢化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文革” 对衢化生产经营破坏是严重的。长期的停工停产，使一万多名职工靠贷款发工资。仅1974至1976年三年中，就有十三个半月停产，少生产化肥33.5万吨，产值下降1.27亿元。为改变被动局面，我复出并担任一把手后，狠抓“揭、批、查” ，肃清“四人帮” 的流毒，增强职工团结；狠抓“工业学大庆” 活动，进行企业整顿，恢复发展生产；狠抓技术创新，开展挖潜改造，实现增产节约。至1978年底，衢化的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7﹪，利润同比增加了1.6倍，从而被评为化工部“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 。至我离仼前的1982年，衢化实现利润超过了6000万元。

1983年，我主动提出“让贤” ，要求辞去衢化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职务。省委同意后，将我调到浙江省企业整顿领导小组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在省里任职三年中，我调研了省内各大中型企业，参与了一些大型企业领导班子的考察和调整，参与了全省二权分离改革试点和劳动工资、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时，筹建了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我被选为会长，离休后仍然担任会长职务，连续当了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