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根禄

从1957年 9月到1963年7月，我在严州中学念了初中，又上了高中，这6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我的一生有重要影响。在我进入老年，回顾人生道路，常会念及在严中度过的岁月，期间虽无惊天动地事件，也没有光彩耀眼的荣光，所述的只是平常人物的平淡经历，当时学校生活的一些不起眼的片段，说不上有什么价值，但我还是把那些难以忘怀的经历和片段写下来，这不单是敝帚自珍，那里面毕竟有以往时代的鲜明印记，显示出当今社会的一些历史痕迹，借此，我也要表达对母校的深深怀念和感激。

历历在目的校园生活

我在1957年9月进严州中学上初中，当时仅12岁，个子小。同班的小个子还有几个，而高年级的学生大多人高马大，有人看着我和几个同学别着严州中学的校徽，笑着说“这么小的孩子也上中学了”。那时的严中学生和老师，与我在农村小学相处的学生和老师是大不一样的，老师多是高个子，相貌俊朗，风度翩翩，高中学生气宇轩昂，一副城市派头，令我们这些乡下来的个子小又土气的孩子自惭形秽。

当年在严州中学的生活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学校生活是紧张而有序。周一到周六，每天清晨5:40左右，起床铃响起。冬天的清晨5:40左右，天还是黑朦朦的，人还正好睡着呐，天气很冷，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很舒服，真不想起来，可还是不得不要起床。宿舍中端的走廊上有两口大缸，工友每天清早挑来热水，供学生们洗脸用。我们快速刷牙洗脸后，6:00赶到大操场参加晨练，老师和学生一道晨练，先是做广播操，随后集体长跑，此后可自由活动，各人选自己爱好项目继续运动一番。7:00以后是早自习时间，半小时后进大食堂用早餐。大食堂是和大会堂共用，摆开饭桌是大食堂，饭桌靠后堆放就成了大会堂，教职员工用餐另有小食堂。绝大多数学生在大食堂用餐，吃的是丙等菜，每天菜金8分钱，早餐仅1分钱，一块霉豆腐或一点十锦菜、萝卜干什么的，中餐晚餐的菜是青菜、萝卜等各类蔬菜和豆腐。一个月2元多的丙等菜，还是有一些学生吃不起，自己从家里带些腌菜、干菜下饭。老师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可在小食堂吃上甲等、乙等的菜。

学校课程安排得很紧，上午下午各有4堂棵，中午有一、二小时的休息时间，下午4点以后是课外活动时间，学生可参加一些体育或文娱活动。晚上7点到9点是晚自修时间，学生做作业，温习、预习功课，也可看看课外书籍。晚上9:30是熄灯时间，这时候有值勤老师到学生宿舍处巡查，听到宿舍有学生说话声，会关照学生安静，好好休息。一周7天，除走读生外，周一到周六上午都是封闭式管理，学校大门有人把守，不许学生出门，周六下午和周日是放假的，住校生可请家回家，也可在校休息。

除了日常的教学，学校其它活动较多，我印象深刻的有：老师和学生中多有篮球爱好者，校内常有各类篮球比赛，校外也常有人来参加篮球比赛；学校的黑板报办得好，在食堂兼会堂附近的一块空地上，醒目地树立着一长排有挡雨棚的黑板，有专人担负黑板报的编排，黑板报内容广泛，有国内国际时事，有校内通讯、通告，有学生的诗文选登，黑板报编排精心，书写和图像优美，常有人在黑板报前注目观看；每逢节庆或政治宣传需要，学校有专场文艺演出，剧场就在食堂兼会堂的地方，节目是老师和学生共同编排的，有歌舞、话剧，演唱、相声、器乐合奏、独奏等，上台表演的人有模有样，有较高水平，以后我上了大学，见过几次校园文艺演出，觉得那时严中学生的演出水平和大学生差不了多少。

不知缘由的变化

记得开学之初，我们上过英语课，刚学了英语字母读音，还没有开始学单词，英语课突然被取消，没有人对我们说明原因。我们这批学生直到高中才学外语，其时已不让我们学英语，改学俄语。

还有一件事，也是未说明原因就突然改变的。我们初一（2）班最初的班主任姓陈，名字我忘了。陈老师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他教我们唱《地质队员之歌》，尽管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当时根本不知道地质勘探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经常哼唱；其二，他让我们在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学踢足球，那时足球运动很少，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足球，陈老师却很热心教我们踢足球，我们专门学过停球和传球，可没过多久，这项活动就停止了，陈老师也突然消失，不知去向。我一直不明白陈老师为什么教我们唱《地质队员之歌》，不明白他为什么教我们学踢足球，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消失，不知去向。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1961年下半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的学习风气有变，比较强调学好专业知识，会让老师作专题讲座。我印象中，语文教师刘春生作过长篇小说《红岩》的讲座，还有一位老师，我忘了名字，他作了鲁讯作品讲座。那时我对文科的偏好已很明显，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有同学说我的作文有点鲁迅的语言特色。学校发起组织课外兴趣学习小组活动，动员我参加鲁迅著作学习研究小组，我自然乐于参加。可后来风向又突然变了，没有了老师的专题讲座，说起过的学生课外兴趣学习小组没有了下文，没有组织过一次活动。

校园里大办钢铁

1958年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兴起大办钢铁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涌进了严州中学。那时，我们还是初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学到有关炼钢铁的知识，我们的体力也比不上成年人，没有直接参加大办钢铁的活动，只是参加了一些辅助性劳动。有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是让我们参加装运木炭的劳动，我们在南门码头上了一艘货船，上船不久，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现在我都想不起当时去了哪些人，到哪里运了多少木炭。

我们虽没有亲身参加炼铁，炼铁的场景是亲眼目睹了的。那年全民大办钢铁进入高潮的时候，学校先是在大操场旁的一片空地上建了两排小高炉，我没见过这些高炉炼过铁，大概是这些高炉不大符合质量要求吧，也许有些小高炉只是摆摆样子的。在离操场更远，有一条道路直通校外的地方，建了一座较大的像模像样的炼铁炉，那是我亲眼目睹炼过铁的。我观察了从上料到铁水出炉的全过程，炼铁的原料是铁矿石和石灰石，燃料是木炭和焦碳，下有鼓风机向炉内不断鼓风，在一人多高处有一个平台，有人可站在平台上，透过墨镜从炼铁炉的观察口查看炉内情况。要出铁水了，先有人敲响一段挂着的钢轨，然后有两、三人轮番用长钢钎费力将封堵的出口慢慢打开，铁水出来流到放置好的模具里，铁水冷却后是一块块铁锭。炼出来的是不是真的铁，我不知道，后来听说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用小高炉土法炼出来的铁，大多是无用的铁渣。

除炼铁以外，学校还搞了化工品的试验和生产，学校里有多处生产场地，立起多杆大小不一的烟囱。当时，有人在墙上画了一副大型的宣传画，画中是有一人站在梅城南门的城墙上，手中拿着一张地形图，看着远处有一排排烟囱在冒烟，画面上写着一行字：梅城的北角是学校？我看是工厂。

刮过共产主义风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墙上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标语，报纸上经常有弘扬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大块文章和报道，有人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共产主义社会离我们不远了。

在共产主义宣传的热潮中，严中也刮过共产主义风，很典型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学校在食堂门口设了无人售饭票箱，有人要买饭票，自己把钱放进去，然后取走饭票。这样做，大概是认为经过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宣传教育，学生的共产主义觉悟很高了，校园之内人人皆为圣人君子。这无人售饭票箱没过多久就不见了，原因不外是总有些人不付钱拿饭票，或少付钱多拿饭票吧。第二件事，校团委号召全校学生节约用粮，捐献粮票，支援灾民。其时，中学男生每月有定额31斤粮食的粮票，在共产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我班绝大多数同学捐了粮票。我们并不知捐献的粮票是否真的支援了灾民，后来倒是听说校团委有人贪污了粮票，被严肃处理。第三件事是班上女生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主动为男生洗衣服。那时学校有每周半天的劳动课，在劳动课时间，女生们到男生寝室搜寻肮脏的衣服和裤子，到池塘里认真洗刷、搓揉、洗涤干净，并晾晒好。有的男生衣裤又脏又臭，有的还长了虱子，让人恶心，洗他们的衣裤，真难为了爱清洁的女生。

勤工俭学得与失

记得在严中读书的时候，实行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从初中三年级开始，较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农业生产劳动。我们先后在梅城近郊庵口、乾潭麻车桥、降下垄、牌楼、芝峰西桥、罗村狮峰、大同四村等地参加过建造水库、采茶、抗寒春播、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的劳动，在暑假期间参加俗称双枪的夏受夏种，时间长达一个月，天天顶烈日、冒酷暑忙收种，真的让人晒脱一层皮，瘦了几斤肉。

1959年，学校为更好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实行勤工俭学。学校有了固定的生产基地，一是在校园内开辟了两大块蔬菜种植基地，由各班分片种植各类蔬菜。二是在庵口有一块粮食种植实验基地，由学校老师和学生组成的专业团队，进行高产粮食的生产试验。记得有一块水稻试验田，师生一心想高产，水稻种得密密麻麻的，肥料施得多，长相很好看，水稻杆子和叶片高大粗壮，绿油油的煞是好看，满以为能获高产，不料水稻未到开花孕穗便坏死腐烂，听说原因是肥料施得太多长势过猛，密植过度难以透风发了瘟病。老师学生付出了很多辛勤劳动，结果颗粒无收，让人难堪而又伤心。除了农业生产劳动，学生也参加一些化工、机械加工之类的工业生产劳动。

下面仅以我个人的感受，说说当年勤工俭学的得与失。对我而言，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后，多参加了体力劳动，参与一点生产实践活动，经历一些颇为艰苦的劳动锻炼，对我健全体魄，磨练意志，培育艰苦奋斗精神是有好处的，也多少增长一点实用生产知识，学会了一些生产技能，对我以后的人生是有一些积极影响的。我在下农村插队当农民的时候，一些基本的农活都能上手，没有出什么洋相，我也能吃得起苦，受到农民肯定和好评，这显然与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多多参加生产劳动，经受过磨练有关。在参加工作的30多年中，我一直能吃苦耐劳，勤奋踏实干事，这也是从学生时代就逐渐养成的习惯。哲学告诉我们，事物都有两面性，世事也是如此，勤工俭学有得也有失。在贯彻勤工俭学方针中，对学科教学和科学知识的追求是严重忽视，甚至是有所偏废的。我们这一代人，虽不乏有能干事的人，但少有知识大家、科学巨人和其它各方面的杰出人才，这是跟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未经严谨的学科教学、知识功底不厚实、学术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

留有特别记忆的老师

从严州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了，几十位任课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记得，以下是给我留有特别记忆的老师：

王定 王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她身材娇小，显得瘦弱，除了认真教学并不多说话。王定老师之所以让我感慨和怀念，是因为她是当时严州中学也是建德县的“大右派”汪积功的妻子，面对一场大劫难，她坚强挺立，忠于教师的职责，认真教好每一堂课。她从来没有在我们学生面前流露出悲伤和任何不满情绪，自己默默承担着个人、家庭的巨大不幸和痛苦，其不平凡的精神和品格从中可见。

徐合栋 徐老师是教我们初中几何的，他是淳安人，说着一口淳安普通话，嗓音有些沙哑。他上课常向学生提问，检查学生的知识是否巩固。他让学生回答几何图形的慨念，某一图形要符合那几个条件，学生回答不准确，缺少某个条件，他会按学生所说的不完整的条件在黑板上画出古怪的几何图形，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回答问题的学生也难为情地笑了，然后让回答问题的学生再想想还缺什么条件，他回答不出来，让其它同学补充。这个办法简单管用，让人印象深刻，会努力防备出同样的笑话。

沈煜如 沈老师时任学校教导主任，兼任高中世界地理老师。她是学校女教师中个子最高的，比一些男老师个子还高，高挺的身材，高而有些尖的鼻子，使她颇有西方女子的风度。她记忆力好，平常的表情比较严肃，常在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有关校风校纪的讲话，批评一些不良现象和行为，有学生在队列中交头接耳谈天，她会叫出学生的名字，提醒他们专心听讲，学生有些怕她。她是很有水平的一位老师，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独身未嫁，对此同学们私下有所议论。

我上高二年级时，学校号召学生写大字报，给老师提意见。我写了一份大字报，对她在学生集会上的一句话表示不同意见，具体什么意见我忘了。她在看我的大字报的时候，我紧张地注视者她，看她是什么表情和反应，她看完大字报，只是一笑了之，我舒了一口气。

舒庆禾 舒老师被打成过右派，我上高二时，他大概是摘了右派帽子重新走上课堂，教代数课。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性比较倔强，说话不大客气。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发了脾气，狠狠批评人。原因是，他批改学生作业，发现一位同学粗心大意，将小数点错点一位，差了10倍，他板着面孔说，太不象话，怎么能那么粗心大意，如果让你设计大桥，小数点点错，差了10倍，那会出大事，桥要塌的，要死人的。他一顿狠话，说得我们大气不敢出，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王加喜 王加喜老师是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他在严中是很出名的，由于学校勤工俭学工作得力，成绩突出，曾荣获全国先进，王加喜老师曾作为先进代表上北京受奖，并参加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这样一位老师，却由于一次在课堂上不经意的一句话，遭到学生的大字报批判。事情是这样的：王加喜老师在实验室上化学课的时候，拿出一瓶装有白色晶体的小瓶，问同学这是什么东西，同学回答不出来，他说，这难怪你们，这个东西现在市场上是不大看得到了，这是白糖。不久，有学生贴出大字报，对王加喜老师狠狠批判，说他是污蔑大好形势，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与右派份子一鼻孔出气。听说王加喜老师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处境很惨，真令人感慨唏嘘。

何英鄂 何老师的命运比王加喜更惨，他是我们高中物理老师，高高的个子，头发有些花白，身子壮实，对人态度和蔼，脸上常有笑容。他有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是严中的地理老师，有一对可爱的儿女。何老师除了教学外，居然会搞建筑设计，学校的一座三层楼的教学楼是他设计的。何老师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什么国民党特务，关进牛棚，一帮学生造反派对他严刑拷打，进行灭绝人性的侮辱，他不堪忍受身心的巨大痛苦，就在他自己设计的教学大楼跳楼自杀。听说此事，我十分惊愕和悲愤，想不到严中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想不到学生会对老师那么残忍。文革结束后，何老师的冤案自然得到平反，但至今没有听到有人对何老师的悲剧有所反省和道歉。

金鸿程 刘春生 两位老师都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金老师身材细长，皮肤白皙，刘老师个子更高一些，比金老师壮实一点，两位都有典型的知识份子风度。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还有好几位，特别将他们两位提出来说一说，是因为他们曾对我的作文有好评，还拿我的作文片段在课堂上宣读过，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自然受宠若惊，内心当然是很高兴的。两位老师对我作文的好评，对我有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我更偏好了语文学习，常在校阅览室看报刊杂志，课外读了一些文艺和政治书籍。我星期日也少有回家，到梅城文化馆一整天阅读文艺杂志。这样做的结果是，我的语文、政治成绩虽然还不错，但原来并不差的数、理、化成绩下来了，参加高考时我只能报考文科。1963年7月，语文高考的作文题目之一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由于我的语文和政治知识功底不错，课外阅读多，比较关心时事，这篇作文我写起来得心应手，立了三个小标题，一气呵成，并不费力。凭着这篇作文和其它各课成绩过关，我考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以后我毕生是靠动笔杆子为生，这也许是金鸿程老师和刘春生老师没有想到的吧。

张华森 吕兆祥 我把这两位老师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两位老师对我个人的命运有重要影响。

张华森老师是我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任教政治课。他个子高高，有种特别的气质和风度，他说话不多，但说起来有一股雄辩的气势。他很喜欢打篮球，学校篮球场上常有他的身影。

张老师也是促使我偏爱文科的一位老师，他当时要求学生写日记、周记，他会认真查看。我写的日记、周记比较多，一周会写上四、五篇，张老师表扬过我，为不辜负老师的表扬，我自然努力地多多去写。

吕兆祥老师担任过我们高中的语文老师，他是当时少有的戴眼镜的老师，风度很好，颇有大学老师的派头。我们喜欢他教课，他的时间观念很强，上课不迟不早，准时到达，他讲完课正好下课铃响，他一点不拖拉按时下课，真不知他为什么能把握得这么准确。

我在高二第二学期的时候，父母亲不打算让我继续上学，要我早点学手艺赚钱，以便早日结婚成家，传宗接代。我跟班上同学说了这个情况，估计同学告诉了班主任。暑假期间，吕兆祥老师突然来到我家，说服动员我父母让我继续上学，使我能念完高中，并有幸考上大学。如果没有当年学校和老师的挽留，我自然是另一种命运，另一条生活道路。

严州中学，严中的老师，我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