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伟富

三江口村因地处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三江交汇处而得名。整个村呈东高西低的态势。村的东面是高高的龙门山，西面是浩淼的三江口。在这片区域内，散落着大坞山、徐家坞、双桥头、杨家、余家等很多自然村。

在这几个村中，大坞山在最东面的龙门山里，一条来自龙门山深处的小溪自东而西从村前流过，村民们依山而居。置身村中，放眼四周，目之所及，全是山峦，大坞山也因之得名。

在大坞山的南面，有个呈“Y”字形的山湾。这里原来是施姓人的居住地，叫施家坞。后来，徐姓人迁来，且人口不断发展，胜过了施家，村名也被改为徐家坞。也有人说，“施”与“徐”原本读音就相近，是施家讹为徐家的。

从徐家坞往外，是旧时通往洋尾、麻车及兰溪的要道。早年，要道上有两座石桥毗邻而设，桥头有一小村，村名就叫双桥头。

最西端的江边有个杨姓人居住的小村，叫杨家，村里人自称是杨七郎的后裔。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村居住，是因为这里正对着城（梅城）西的七郎庙，时时都在杨七郎的庇佑之下。

余家在富春江南岸的一个山坳里，与杨家毗邻，是余姓人的聚居地。因为地势相对较低，上世纪60年代末，富春江水电站蓄水，全村人口外迁，留下一村的空房。1969年，政府要求散落在江上的渔民上岸定居，这些空房就成了渔民们的暂时住房，村名也改为渔家（也叫渔业村）。这批渔民也就是我们熟悉不过的九姓渔民。在建德范围内，这里是安置九姓渔民最多的地方，有两百多人（大洋百人左右、梅城不到百人）。

如果按照最传统的说法：九姓渔民是被朱元璋贬到水上的陈友谅的部属后裔，那么严州城外的这批渔民已经在这一带水域生活了600多年。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岸上人相比，他们有很多个“不准”：不准上岸定居，不准读书应考、不准与岸上人通婚，甚至不准穿鞋等等，其社会地位之低，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清同治五年（1866），严州知府戴槃见他们生活之疾苦，奏请朝廷恩准，废除了所有的“不准”，准许他们上岸，与岸上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百多年来，这些渔民的生活状况并未能彻底改变，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人民政府才把他们完全请上了岸，过上了与岸上人同样的生活。

那么，三江口村的九姓渔民当年的真正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一些老渔民的回忆吧。

所谓九姓渔民的“九姓”，是指陈、钱、许、袁、孙、何、叶、李、林。如今在三江口村居住的，只有陈、钱、许、袁、孙五个姓。在上岸之前，他们往来于杭州、桐庐、梅城、兰溪、淳安、安徽等地，以捕鱼、运输、放排等水上作业为生，而以捕鱼为主。他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流动性强为劳动特色，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新安江、富春江两座水库都没有建造之前，他们除了能捕捞到常规的一些淡水鱼之外，还能捕捞到诸如鲥鱼、刀鱼等珍贵鱼种，至于捕些河鳗、河蟹、河虾等，那是稀松平常之事。

船上人（岸上人这样称呼他们）自有他们的一套生活方式。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工具。一户渔家，最少得有一条船，劳动、生活全在这条船上。稍好的渔家，则有两条，一条生活用船，吃喝拉撒全在上面；一条用作劳动（以捕鱼为主）。家里人口多了，儿子长大要成家了，或者原来的船破旧了，那就要考虑造新船了。和岸上人造房子一样，船上人把造新船看成是一件大事。东家买来造船用的木料、桐油、石灰、麻筋（一种树根的皮）、船钉等之后，旁人会主动前来帮忙，拉钜的拉钜，扎船篷的扎船篷……大约二十来天后，一条新船差不多就能造好。这时，东家买来猪头、面条、酒等，然后在江边摆好一张桌子，把猪头、面条、酒等摆好，举行一个祭江仪式。大家面朝江水，焚香跪拜。完了之后，在阵阵鞭炮声中，大伙一起把新般推入江中……这天晚上，东家再请参加过造船的人在这条新船上吃一餐，以表谢意。

除造新船要祭江外，船上人还在年前、年后各进行一次祭江活动。一般小户人家在年前（农历廿七八九）祭江，相当于岸上人的还年福，而大户人家则在年后举行，他们把本家族的船全部集中在一起，由家族中威望最高的人主祭。仪式完成之后，各自又把船撑走，开始新的一年的捕鱼作业生活。

至于船上人的婚礼，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在此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