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在社会发展理念方面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体现。

  当前，全市上下都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和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对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增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就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谈点粗浅的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总书记的讲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目标呼唤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但这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小康。所以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必须选择科学发展观。

  第二，“非典”启示科学发展观。2003年初，我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 这场疫情，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即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让政府意识到，如果在社会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社会治理、公共教育等方面没有长足发展，一定会制约经济发展。这种对发展观的审视和反思，启发政府提出科学的发展观。

  第三，矛盾促使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累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如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制约的问题，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的统一协调问题等，都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据有关文件披露，2003年到中央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以及其他国家部委上访的人数骤然增加，有的问题是地方能够解决的，还是上访到中央来了，大多是城市拆迁征地、农村开发区圈地，还有一些就业问题。这给我们一个警示：世界各国在建设现代化的时候，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到三五千美元是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风险增大的“动荡”期。能够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国家就能崛起，而不能够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国家，经济就会停滞，甚至会出现社会政治动荡。这就促使新一届政府清醒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又是解决发展中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必由之路。

  以上三条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内背景。那么，有没有国际背景的影响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国际背景或者因素。

  第一，国际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观念的变革以及21世纪的发展趋势。
早期的发展概念是以“物”为中心，强调以GDP为中心，尤其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物质生产和服务总量的增长。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则引领了国际社会发展观念的变革。具有代表意义的是1995年3 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1999年世界银行在联合国开发署提出的以人的福利为目标、发展多种资本的综合发展框架，以及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首脑会议制定的以发展和消除贫困为主题的包括8个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至上”到“社会发展优先（1995年）”，从“可持续发展（1992年）”再到“全面综合发展（1999年）”的演变进程。这就是说，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转向当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是21世纪世界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

 第二，所谓的“拉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发展提供了警示案例。
之所以讲所谓的“拉美现象”，是因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现象等等这些从去年以来，国内非常时兴的提法其实尚缺乏明确的、公认的含义。但是，因为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且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许多问题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这一点是公认的。具体有哪些问题值得重视，哪些经验教训应该借鉴，随着各种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正在不断形成一些共识。我这里谈几点学习认识：
1、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指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象开始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案例。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把拉美与东亚作比较，则普遍不看好东亚的发展。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拉美靠近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又是高科技、高等教育强有力的输出国。此外，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从可能性方面来讲，拉美应该更有可能较早地脱贫，并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状态。 但事实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展得比较好的东南亚国家相比，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了几个档次。据2001年全球经济竞争力报告显示，拉美国家中除了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几个国家经济竞争力较强外，其余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与亚洲国家也有较大差距。从上世纪80年代起，拉美经济现象就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之一。

2、“拉美现象”的提出及其含义。拉美大多数国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然后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得比较顺利，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从来就没有很好地走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得非常不稳定、不持续。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也因此，产生了今天流传颇广的所谓的“拉美现象”。说的是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至三五千美元的时期，是社会发展极不协调，经济结构发生剧变，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冲击的阶段。平稳度过这个阶段，就可以达到“黄金发展时期”。若在这个阶段处理不当，就会像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政治倒退等等。显然，当今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对中国能否平稳渡过这一“非常时期”的广泛关注，自然也就将所谓的“拉美现象”结合在一起讨论了。

      3、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都是传统的农业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始在转换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先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是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帷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两者所处的环境已有较大不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这样认为，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拉美国家始终存在：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等等。此外，如何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如何对待对外开放与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也是我国与拉美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所以，我国开始重视研究“拉美现象”自在情理之中。

      4、“拉美现象”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病，甚至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可以说，中国只有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类似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概括起来讲，所谓的“拉美现象”给中国至少提供了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工农业发展失调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分析拉美社会危机的根源，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进口替代模式所造成的工农发展失调，实际上是日后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本源之一。二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于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业出口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然而这些钱并没有用于农业的再投资，而是被投向当时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这种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化的做法，在上世纪70年代（即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阶段）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长期缺乏投资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在拉美国家的农业部门逐渐形成了现代农业和小农业并存的局面，前者主要以大地主为代表，其从事出口生产，后者主要是普通农民，其从事以粮食为主的内需生产。由于拉美工业化急需农业出口创汇，因此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和技术改造上向大型出口农业倾斜，从而导致了重出口、轻内需的局面，使得从事内需生产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广大小农和无地农民处境日益艰难，城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大量流民涌入更容易生存的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失业率持续攀升，从而为后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启示二：国家大量举债容易诱发经济危机并损害公民福利
上世纪70年代，当多数拉美右翼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延续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为日后的债务危机和被迫接受国际债权集团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埋下了“祸根”。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爆发后，东亚的石油进口国（地区）没有盲目地举借大量外债，而是通过扩大出口来弥补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因此，东亚没有遇到债务危机。而拉美则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充裕的良机，举借了大量外债。1970～1980年，拉美的外债总额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还本付息额相当于GDP的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在下跌，利率则在上升。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债务危机诱发的经济危机，后来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由此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而首先受到波及的则是社会开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80年代拉美国家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食品补贴等方面的开支人均减少30%，人均教育经费由1980年的91美元减至1985年的66美元。还普遍减少了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社会动荡加剧，罢工、街头抗议甚至哄抢超市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为偿还外债，拉美各国政府大幅削减进口，导致内部供给紧缺，物价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中下阶层居民生活日益艰难，贫富分化加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

启示三：经济改革不能以牺牲公正和加剧贫富分化为代价
财政危机使拉美国家陷入社会动荡的边缘，国际金融集团渐渐发现这种竭泽而鱼的方式有可能使拉美经济陷入永久的衰退，于是用“债权”换“经济主权”的方式迫使拉美国家接受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多数右翼政府对此也欣然接受。实施“结构调整方案”后，拉美右翼政府疾风骤雨般地推动私有化，把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全部拍卖，由此在社会上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此外，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卖给外国公司后，相关价格或费用大幅上涨，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特别是中下层消费者的利益。有些国家的电讯企业和国有自来水厂被拍卖后，电话费和水费成倍增加，引起民众的抗议。在贸易自由化改革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后，关税大幅下降，致使国内一批竞争力差的企业因为过急的开放陷入困境，失业大幅增加。从整个拉美地区来看，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贫困和贫富分化正在不断加剧。拉美经济体系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占地区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占20%，失业率高达11%。报告认为，除经济增长缓慢外，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也是造成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目前，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今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目前拉美平均基尼系数已达0.522，而国际警戒线是0.4。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6，表明社会将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2002年以来，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海地相继发生的社会动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总之，这种不计社会成本、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得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广大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社会敌视情绪增加，最终导致右翼政治生命的完结。当然，还有一点不容置疑的启示，拉美的腐败是导致其社会危机的催化剂。总的说来，造成“拉美现象”的根源除历史和外部的偶然因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拉美国家和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其对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把握问题。如果总结拉美发展观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市场与政府调控、平等与效率、开放与保护，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等各方面的关系，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拉美现象”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21世纪世界发展观的趋势和所谓的“拉美现象”的警示也应当是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背景或者说是参照系。
(王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