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杨村桥镇当文化员，那时候杨村桥的亮点是农业，农业的亮点是草莓。
农民最初种草莓是露天栽培，产量低，一亩田只能收七八百斤。几年以后，杨村桥的草莓种植就形成了规模，可沿用的还是露天栽培技术，再加上一些农户缺少技术，用肥用药用水候不好，很需要懂行的人来指导，特别是大棚栽培，更需要有专家来指点。朱院长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来到建德的。
我在镇里搞文字工作，总想多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朱院长每次来，我都要跟着他东跑西跑。朱院长每次来都是先到农民的草莓田里走走看看，问问农民有什么问题，第二天他再开课，所以他讲的东西就比较有针对性。
推广大棚种植技术很不容易，每亩田要投入2000多元，不是每个农民都愿意接受的。为了说服农民搞大棚种植，朱院长白天为莓农讲授技术，晚上到农民家里聊天，聊来聊去聊的都是大棚栽培的好处。他随身带着一个小计算器，一边聊天一边帮着农民算账：一亩毛竹大棚投入2000元，产量可以提高四五倍，成熟期可以提前一个多月，采摘期可以延长三个多月。由于朱院长的努力，再加上政府的推动，绪塘有几个农民开始尝试大棚栽培草莓。效益一出来，草莓大棚在绪塘就像雨后的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搭起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朱院长年年都要来建德给莓农上课。
2 000年底，乡镇文化员交流，我被交流到石屏乡。报到那天，当时的杨村桥的副书记吴刚龙送我到石屏。吃过午饭，他陪我到乡政府对面的田里转了转，看到田里种的全是油菜，他说，这么好的田用来种粮油作物，太可惜了，要是用来种草莓多少好。他告诉我，你在这里什么都不要做，能把杨村桥的草莓引过来，你就成功了。
搞“双思”教育的时候，乡领导要求每个干部出一个金点子。我想起了吴刚龙说过的那番话，再加上在杨村桥干了几年，一亩田的草莓成本是多少，效益有多少，我心里有点数。我就搞了一份草莓种植的可行性报告，乡长书记很感兴趣。当时全乡除了南山村有个盆景园外，还没发展别的经济作物，农民还是按照麦—稻—稻或油—稻—稻的模式耕田种地。乡长书记说，余新林，种草莓的事情就由你去具体操作。我一听，心里直叫苦。我是文化员，搞农业生产没经验。但自己讨来的“苦头”，不吃也要吃，只有硬着头皮干。
我想在乡政府所在地的村搞试点，但是那里的农民闲来无事宁可打麻将。听说毛家村的农民勤劳，我就去毛家村做动员工作。毛家的村支书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种田，不会做别的。我告诉他，杨村桥那边的农民每亩田种一季稻一季草莓，可以挣一万元，他死也不信，我叫他发动一下，把愿意试种草莓的农民组织起来，带他们到杨村桥参观。我心想，乡镇干部的话你们不信，农民的话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村支书组织了40多个农户，我把他们带到杨村桥梓溪村。当时是3月份，草莓还未下市，大棚里一片红果绿叶。他们在大棚里东问西问，听说种草莓跟种青菜一样容易，每亩田能收七八千元，他们很兴奋，都说要种。但是回到石屏，我上门统计草莓苗时，听说一亩地要投资2000元，他们都打了退堂鼓，谁也不肯种了。
忙来忙去一场空。我不甘心，叫村支书和主任带头。村支书说他真的是没有钱。我心一横，你没有钱我帮你。村支书和主任被我逼着，答应种两亩。两亩田太少了，村支书有四兄弟，我叫他发动几个兄弟也参与，结果他七弄八弄，还是发动不起来。我沮丧透顶。正当我绝望的时候，“49100”帮扶工程启动了，乡领导把草莓种植作为帮扶项目。我跑到杭州，与帮扶单位协商，他们很支持，承诺每亩草莓补贴800元。这个政策一出，很多农户又起劲了，你种我也种，面积达到25亩。
（未完待续）（余新林 口述/宋晓红 整理/范胜利 摄影） 编辑 徐卫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