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当天，我给四川电力医院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直到5月13日下午6时，才和他通上话，他只说了一句“伤亡惨重”就咽住了。当时我就有预感，这么大的灾情，国家电网公司肯定会组织救援队开赴灾区。晚上回到家，我把手机的震铃调到最大值，一直带在身边。晚上8时左右，接到院领导的电话，要我火速赶到医院开会。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班子成员已都到会了。院长说，接到省电网公司通知，要我们立即组建医疗小分队赶赴灾区。院领导决定抽调一批富有临床经验的医护人员组成医疗小分队，为了保证小分队的战斗力，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的骨干力量全部上阵，外加一辆救护车。会议结束后，小分队成员都接到了通知，几十万元的医疗器材和药品组织到位，医院后勤连夜采购雨披、电筒、胶鞋等必需品。商店老板听说我们是去汶川救灾用的，他们都主动把商品价格打了折扣。
在紧张和忙碌中，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小分队赶往杭州集合。省电网公司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带着全省电力员工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带着父老乡亲们的重托和厚望，我们踏上了赶赴灾区的行程。原定的航班晚点了6个小时，当晚7时45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终于起飞了。
14日晚11时，我们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机场的气氛很凝重，随处可见穿迷彩服、消防服和戴红袖章的人，大家都在忙，但忙而不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和肃穆。我们要连夜赶往都江堰。出了成都，越往都江堰方向行进，高速公路两边的灯光就越暗。等看到路边有帐篷时，我们知道，都江堰到了。

    我们到达都江堰的时间是15日凌晨1时左右，是国家电网公司最早到达灾区的6支医疗小分队之一。一到都江堰，国网公司指挥部立刻组织我们开会，布置当天的工作。据悉，四川省电力公司映秀水电厂厂区严重受损，有大量人员伤亡。指挥部决定，第二天派员前往映秀电厂救援。要求前往映秀的人员必须是男性，并识水性。我主动请战，带着黄怀农、雷正宏、洪国武、郑志鸿、王秉升等队员与北京队混编，赶赴映秀了解情况并实施救援工作。出发前，要求我们每人带足三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救援用的药品和器材，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包都有五六十斤重。去映秀的小分队由12人组成，其中我们建德电力医院6人、北京电力医院6人。

    15日早上8时，我们从都江堰出发，坐车到紫坪坝水库，那里是去映秀的必经之路。途中，到处是倒塌的房屋，路边还有不少遇难者的遗体，身上盖着草席，还有一些人在烧纸钱。前年，我带儿子去都江堰度假的时候，都江堰是非常漂亮的，可是现在……想起这些，我的眼泪忍也忍不住。
紫坪坝水库前已停满了军车和救护车，也有不少是电力抢修车。四川电力公司组织了快艇队，我们十几个人分乘两艘快艇向映秀出发。江中有许多来来往往的快艇等船只，往映秀方向行驶的都是去救援的，出来的船上载的都是灾民。两岸的山体没有一座是完整的，水里飘浮着许多杂物和动物尸体，山上大大小小的石头不时地往下滚。我们的快艇行驶了不久，只见二十多米开外有一块巨石砸进江里，溅起的水浪足有五六米高。大家叫开快艇的师傅尽量在江的中间走，以免被飞石击中。
中午12时，我们的快艇到达了映秀的临时码头。从临时码头到映秀镇还有4公里路，那是一段被称为“死亡之路”的路段。

    原本只是一条机耕路，很窄的路面被泥石流覆盖了，又黏又滑，一边就是岷江，走在路上人人都提心吊胆，稍不留意就是生死两界。3个戴小红帽的志愿者跟我们同行。他们是青川县人，在成都的一家餐馆打工，地震以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们结伴同行，想回青川打探家人的消息。他们一边走，一边向灾民发放食物和水，食物和水都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
途中我们遇到一位从映秀出来的大伯，背着他的儿子朝我们走过来。我主动问他：大伯，要不要我们帮忙？他答非所问：我背他回家。他用绳子把儿子绑在背上，儿子用毛毯裹着，手脚无力地耷拉下来，我摸了摸这个孩子的手，冰凉。后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位父亲，文章的题目叫《背着孩子回家》。

    过了百花大桥，有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我们坐下来休整。大地开始摇晃起来，那是我们到灾区以后遇到的第一次余震。从临时码头到映秀，4公里路我们却走了5个多小时，途中经历了4次余震。到达映秀电厂已经是下午3时了。

    映秀镇一片残砖断瓦，风一吹，阵阵尸臭味穿过单薄的口罩直往鼻孔里钻。活着的灾民们一个个表情呆滞。地上躺着的除了死人外，还有活人———有些救援人员累得实在不行了，就随地躺在路边呼呼大睡。在映秀，我看见只有一幢稍像样点的房子，就是映秀宾馆，三层楼，窗碎了，门框歪了，但房体还算完好。我想，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真是幸运啊。到了映秀电厂，我们惊呆了，四五层的楼房已经变成平地，九十多名员工遇难，阿坝电力公司的办公楼全部倒塌，公司的几位老总无一幸免。当时映秀电厂的废墟里还埋着四五名幸存者。后来媒体报道的179个小时以后获救的马永江，就是映秀电厂的职工。我们进去的时候，只看见了十几名生还者，其他人都已逃生去了。有一个女的，怎么也不肯离开，因为她的丈夫还埋在废墟里。对于救灾，我们的经验还不足，每人带了三天的水和干粮，不到一天，就被我们消耗得所剩无几。当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帐篷，没有食物。当地救灾指挥部坚决要我们撤回到都江堰。经过商量，我们留下3名队员在映秀救援，其余9人从原路返回，临行前，我们把随身带的食物、水和药品全部留在了那里。

    在灾区，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遇上一些需要诊治的伤者，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是：“帮我看看吧，我这里痛。”“给我一点消炎药。”面对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有一位电力工人由于连续几天的紧张救灾，高度紧张后引起了肠梗阻，5天没有排便，极端痛苦，捂着肚子喊痛。为了缓解他的紧张心理，队员黄怀农不停地跟他聊天，用肥皂水等方法为他通便，但都失败了。只得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掏，恶臭熏得病人自己都忍不住呕吐，黄怀农强忍着，若无其事地坚持了一个多小时。

    17日下午，我们接待了一位金沙村人，名叫刘刚，33岁。他的内弟在汶川工作，地震后失去了联系。于是他孤身一人带上水和干粮，几乎不间断徒步48小时，翻越了两座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山，才找到了在大地震中幸运地避过灾难的亲人，将他们带出灾区已是震后的第六天。他的双下肢已高度水肿，多处是擦伤的痕迹，但他脸上没有痛苦，只有坚毅。我们对他的伤情进行了认真的施治，并送了药品给他。

    灾区的食品相当短缺，我们吃得非常简单，每到用餐时间我们都会拿出自带的酱菜，绝不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当地灾民对救援人员特别好，如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小菜场，22日那天，我们去买蔬菜，菜农知道我们是医疗小分队的，再三不肯收钱，我们硬塞，他才勉强象征性地收了点钱。

    23日中午，四川省变电工程公司在成都温江的项目经理给我们送来了一锅红烧肉。能在灾区吃到红烧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很兴奋，还把其他小分队的队员也喊来一起享用。

    宋亚、许建伟、夏慧红是女队员，她们也和我们一样干，在休息时还要帮我们男队员洗衣服、整理帐篷，我们很感谢，称她们是“抗震妈妈”。

    我们在灾区救援了半个多月，6月1日回到新安江。

    经历了汶川救援，我们感到了生命的脆弱，看到了子弟兵的可爱，知道了时间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明白了个人力量的微弱。队员们重新投入工作以后，对病人更和蔼了，对工作更认真了。

    如果有人问我，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救援，我还会不会去，答案是肯定的，去。

    建德新闻网：宣逸群/口述 宋晓红/整理   见习编辑：陈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