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要对私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违背了宪法中“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巩献田的观点引发了各方激烈争辩。有人说巩献田教授是“勇士”、“民族脊梁”，也有人说他是“法盲”、“历史罪人”。不管巩献田的观点是否正确，不论“违宪说”能否服众，孕育8年之久即将付诸审议的《物权法》，因一封公开信而延期，这在中国立法史上非常罕见，巩献田必将被载入中国立法史册。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归属和利益关系的重要法律规范，作为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就是确立人之恒产、树立人之恒心的法律，对国家、公民都非常重要，实际上是把《宪法》确定的财产保护权具体化。如此重要而紧迫的法律，因一封公开信而延期，说明了什么？在笔者看来，一方面说明这部法律本身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开门立法的进步。回望我国立法史，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并不多，《物权法》就是其中一部。物权法的一条一款，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资格对此指手划脚，而让公民充分表达意见，无疑是让良法诞生的一个正确路径。
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是一个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表现。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开会商议物权法起草事宜，法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多次争论。一封公开信让一部重要法律延期，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未必是件坏事。在笔者看来，公开与争论的价值，完全可以与《物权法》的重要性相媲美。更为重要的是，理越辩越清，“法”越争越明。笔者以为，所有与民众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应该进行充分的公开，留出充裕的时间，让民众畅所欲言，尽管这种公开与讨论，会付出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也会耽误一些时间，影响到一些法律的及时出台。但这是一部良法产生的必经之路，省略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物权法》的激辩，理应成为我国走向“良法之治”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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