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年前，希丁克带领韩国队冲进世界杯四强。如今，韩国队已经具备世界强队的风采，在与法国队和多哥队这样的欧非强队对抗时，丝毫不落下风。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韩国球员、记者和球迷还在众口一词感谢希丁克，是这个荷兰人给了他们与强敌对抗的信心。
离开韩国后，希丁克在执教埃因霍温俱乐部队连夺荷兰甲级联赛冠军的同时，又塑造了另外一支世界强队澳大利亚队。在与意大利队的残酷搏杀中，澳大利亚队已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进步。赛后新华社记者在混合区采访时，澳大利亚队队员认为正是希丁克让他们改头换面。中场球员格雷拉表示，他们应该感谢希丁克，但更要感谢澳大利亚足协，因为是足协给他们请来了一位大牌教练。
为什么韩国和澳大利亚足协能请来希丁克？中国足协就不能？这恐怕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因为中国足协成立的一个个选帅小组中缺少伯乐。
从施拉普纳、霍顿、米卢蒂诺维奇到哈恩，这些中国足协选中的外籍教练中，只有米卢算是取得了成功，而米卢又是主动送上门来的，不用“选帅小组”揣着大笔外汇三番五次地到欧洲去拔犀擢象。如此说来，中国足协“选帅小组”在选拔外籍教练时，失败率高达百分之百。
而巴西队主教练佩雷拉则让记者想到了他的前任拉扎罗尼。他带领巴西队兵败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之后，被巴西人认定是个不合适的教练。但上海申花队却依然将他请来执教，结果也是一塌糊涂。
优秀外教正如千里马，找到他们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银子，关键在于首先你必须是伯乐。比如温格来阿森纳俱乐部前，曾在日本名古屋鲸八队执教，在国际足坛毫无名气。但阿森纳俱乐部副主席戴恩慧眼识珠，花费甚少就把他请到了英国。
因此，中国足协乃至各俱乐部在选拔外籍教练前，首先要选几个戴恩这样的伯乐组成“选帅小组”。否则，任何“选帅”之举都有可能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会劳民伤财，耽搁原本已经非常落后的中国足球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足坛的伯乐在哪里？这是个让人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态度确实可以决定一切。但态度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信仰的建立，一种文化的积淀。亚洲并不是一块有着深厚足球土壤的地域，但态度可以培养。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吧，一个坚定地师从巴西艺术足球，一个狂热地模仿荷兰全攻全守，他们都在逐渐形成自己的信仰，而无论这种信仰是土生土长的，还是海外进口的。
而中国足球呢？正应了那句话，信什么都好，就怕你什么都不信，或者，什么都乱信。
米卢给中国足球指出了一条道路，但他肯定明白，在一种功利性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态度无异于蜀道之难。当然，他幸运地把中国队带进了韩日世界杯，但那不是态度决定的，而是“上上签”决定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足球所谓的“态度决定论”，还只是一个噱头。
实力上，西班牙队的替补阵容再加上哈维、托雷斯、比利亚三名主力，比安达卢西亚联队和桑坦德竞技的实力如何呢？当我们看到沙特队把这样一支强队逼得门前险象环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昔日中国队不太瞧得上眼的对手刮目相看。日本、韩国、伊朗是老对手，这可不是东亚四强赛，李荣杓回来了、朴智星回来了，中田、中村也回来了，日本队和韩国队拿出了真东西，但即便如此，日本队面对澳大利亚依然是明显的下风。
斗志上，无论是最后在绝望中五前锋轮番轰炸瑞士大门的韩国队，还是抱着在巴西队身上捞净胜球的不切实际的梦想的日本队，为荣誉而战的伊朗队，以及为洗刷0-8耻辱烙印的沙特队，都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在世界强队的面前，首先找到自己的自信，才能有和他们战斗的可能，而自信则来源于自己的实力、技术。
瑞士主教练库恩客气的说：“韩国球员比中国球员职业一些。”实际上以目前的中国队，距离亚洲四强，或者说是未来的五强，与四年前相比已经越来越远了。走出了阎世铎、阿里汉时代的中国足球百废待兴，也不宜把目标定得太过遥远，毕竟，我们还在客场输给过在八强赛6战1胜1平4负的科威特，在客场输给亚洲二流的伊拉克，甚至在客场被亚洲三流的马来西亚压着大。如何与巴林、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这样的亚洲准一流球队取齐才是我们首先要做的， 世界杯“暂时”离我们越来越远。
德国世界杯开幕以来，中国足球界衮衮诸公也没闲着，有当球迷的，有出国考察的，有充当解说顾问的，还有不少摇身一变，当起专栏作家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忏悔一下：又是一个四年，耗钱无数、伤人至深，中国足球对不起大家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为庞大的世界杯球迷，德国世界杯开赛以来，世界杯热潮席卷中国，其中不乏一些球迷悲喜故事。
上海球迷陈文海说：“中国足球为什么去不了世界杯？没有谁来解释原因。你说奇怪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国家就１００多万人，人家球队能出线，为什么有１３亿人口的中国出不了线？非洲那些穷国的球队能打进世界杯，中国足球这几年钱花得不少，可是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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