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香港《广角镜》月刊9月号刊登一篇专访彭定康的文章，题为《后港督生活——专访彭定康》。彭定康作为最后一任港督，围绕他的是是非非在香港回归后逐渐淡出历史，在从政满40年的时候，他告别了政坛，专心致志地去做牛津大学校长。在告别政坛的时候，彭定康认为自己可以"更加坦率地"发表意见了：
步入政坛纯属偶然
杨澜(以下简称杨)：您好，彭定康爵士！
我刚刚拜读过您的大作《不一般的外交官：关于国际事务的大实话》。我感兴趣的是您在书的封底写道，该书有点像您的告别宣言。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决定现在就告别政坛呢？是因为您过了60大寿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彭定康(以下简称彭)：我想大概是因为绝大多数有趣的工作(只要)我能做的都做过了的缘故吧。我回顾了一下，我好像没有事情好做了。我也喜欢生活中变化不断。3年前，我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写作，不过，偶尔我还从事一些政治活动。我可不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政治上了。
(194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彭定康，在22岁大学刚毕业不久，便加入了英国保守党。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成了保守党政策咨询的头号专家，此后他更是先后担任内阁部长、保守党主席，以及香港总督和欧盟委员会专员等职，书写了眩目的政治简历，而最初对于这位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硕士生来说，投身政治却完全是一次偶然。)
杨：当您宣布告别政坛时，您就自然而然地回到当年初涉政坛时的岁月。当初是您刻意规划的职业安排吗？
彭：步入政坛纯属偶然。我年轻时靠奖学金进了牛津大学，当时我对政治还不是很感兴趣，我演戏，写作，参加大量体育运动，还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本来应该去英国广播公司工作。
杨：您去做一名记者吗？
彭：学做制片人，当时他们有个很有名气的毕业生培训计划，一年有8至10个名额，我有幸获得其中一个名额。接下来我靠奖学金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我参与了纽约的一次政治活动，并迷上了政治。我想，这和演员登上舞台突然兴奋起来是一样的。我小女儿就是演员。当你面临血与泪的悲惨景象，当发生暴力流血事件时，个人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回国后我并没有去英国广播公司，而是返回英国后加入保守党研究部，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自认港督经历辉煌
杨：在您担任过的所有重要职务当中，香港总督是您最精彩最辉煌的职业经历吧，您同意这一说法吗？
彭：是的，我在香港这个非凡的城市，与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起共事过5年，非常幸运我能有机会在自己文化圈和社会生活圈以外工作。作为一名有想法的欧洲政治家，有机会在40多岁50出头的时候管理一个亚洲大城市5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杨：您刚来香港任职时，肯定不如现在这样轻松吧？对吗？因为当时您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失利。您能谈谈当时就任港督时的心情吗？
彭：我们英国也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说法，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你能从貌似糟糕透了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
(这件对彭定康来说糟糕透顶的事，是指1992年他作为英国保守党主席领导政党取得了议会选举，但却输掉了自己的议员席位，当时的他与首相梅杰的关系非常亲近，后者也曾在自己的传记中提到，如果当初彭定康没有失去议员的席位，那么将很有可能出任财政或外交大臣，可以想像，当这样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时候，彭定康该是怎样的心情。)
彭：你知道，生活总是会出人意料。我真的认为，在生活中花费无谓的时间去想“我本来可以”是很糟糕的，为此而自艾自怜更不可取。
杨：您当时有没有自艾自怜过？
彭：有，大概24小时，很多人希望我参加补选留在英国政坛。补选是普选中间的选举。他们希望我当选议院议员后竞选部长，然后离开议院再参加大选。这一切我觉得不合适，甚至有些反感，而且我也不想自己赖在那里，让周围的人同情我，所以在那24小时里我很沮丧。当时的首相向我提了一两项职位，其中就有香港总督一职。我就假装推托，说要考虑考虑。但我熟悉香港，去过香港而且我觉得香港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于是就欣然接受了。
(1992年7月，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总督，直到1997年6月30日，香港被中国收回前的最后一天。在他担任港督期间，他的亲民作风受到了市民的欢迎，这位喜欢坐轮渡、吃蛋挞的最后一任总督，在香港，这个远离故土的亚洲城市，度过了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5年时光。)
离开香港略带忧伤
杨：您能用合适的语句来形容那晚您离开香港的感受吗？
彭：我个人而言非常的伤心，我的家庭和我在香港过得很愉快，我最小的女儿当时她还在香港读中学，她不得不离开她的朋友，我们也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所以经过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职业经历后，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方从事这么一个伟大的工作后，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很多年后我发现很多人在电视上目睹这一历史时刻。“每个人出名只需15分钟”，而那晚也使我恶名昭彰至少15分钟。不久前，我在纽约坐计程车时，一名孟加拉籍驾驶员从后视镜中不断的盯着我，然后在我付车钱时，他跟我说：“有没有人说过您长得多像彭定康先生？”
杨：您当时说了什么？
彭：我说很多人都这么跟我说。
杨：您这次又在香港待了几天，香港哪些地方给您带来美好的回忆呢？
彭：这次我并没有做我一向觉得香港最让人激动的事。那就是坐九龙到香港岛的轮渡。我以前经常喜欢坐轮渡，然后在轮渡码头吃点心，我觉得这是全香港吃美食最好的地方。香港跟上海一样，节奏快，生活忙碌，用意大利的话说就是“活力”，人们走得快，说得快，生活节奏也快。香港这个城市看着乱哄哄，但其实是繁华，跟上海一样，一派经济快速增长的景象。香港规划得不是很好。比较上海、香港或者新加坡，其共同点是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围绕着港口和贸易迅速增长，有时候发展甚至有点杂乱无章。
看好中国发展潜力
杨：上世纪90年代在您与北京高官出现最为激烈的争论期间，您被许多人形容为“千古罪人”。您在担任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专员期间是否会在碰见北京官员时出现任何尴尬？
彭：香港回归时会。我对中国非常狂热，对中国的历史和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很高兴在担任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专员期间能够经常访问中国。
(1999年回到欧洲的彭定康，成为英国派驻欧盟的代表之一，并在2003年成为20位欧盟专员之一，负责对外关系。有趣的是在这一阶段，彭定康对有关中国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尝试着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且解释欧洲不应该将内部经济的问题怪罪于廉价中国商品的进入。这位东西方之间曾经的特殊人物，似乎又在以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他的作用。)
彭：我认为欧洲应该而且必须在有些中国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对这些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深感高兴，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杨：我曾经拜读过您的著作，在您看来中国较俄罗斯能对世界结构产生更大的影响，俄罗斯基本上通过其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在赚钱，您能就这一点具体谈一下吗？
彭：我说这话并非对俄罗斯不敬，不过俄罗斯确实不是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仅与荷兰相当。如今的俄罗斯拥有重要的能源储备，因此在欧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不像印度和中国那样成熟。普京总统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好比在打牌的时候，虽然牌面并不好，但打得相当成功，事实上他并没有王牌。当然，欧洲和中国都需要从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必须把石油和天然气卖给我们，不然没有其他东西可售，他们需要的是需求安全，而我们需要的则是供应安全，因为我认为整个问题就是能源和商品之间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和印度未来发展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重新回归宁静校园
(今年62岁的彭定康，历经40年起伏的政治生涯。2004年10月，基于他对英国、香港和欧盟的贡献，英国女王赐予他爵位，他获得了英国上议院议席，重返国会。但是他却说自己已经过了对政治狂热的年龄，在享受准退休生活的同时，他最关心的也许就是怎样当好牛津大学的校长。)
杨：您刚才提到您的小女儿。她是演员，还主演过一部电影，对吗？
彭：完全正确，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印度宝莱坞电影。
杨：真的吗？我想，看到年轻的一代在英国出生，在香港受教育，然后在印度发展事业，真有意思。这也说明了这个世界的变化有多大了。展望将来，您觉得未来的世界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彭：依我看来，两个因素起着作用。首先科技、电视和因特网等正在扫除障碍，这一切正对人们的个体性构成威胁，这一点表面上就看得出来，只要看看大街上孩子们的穿着，听听他们听的音乐。我不久前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园区，里面的一万多名软件工程师穿着耐克运动鞋、牛仔裤、T恤衫，听着iPod，这一切可能和中国、美国、欧洲没什么区别。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另一方面，科技又赋予个人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的力量。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强化的一方面。我还认为我们应该确保科技不会扩大而是缩小贫富差距。因为人们常说科技意味着世界是平坦的，但对穷人来说，世界并不平坦，如果你是穷人的话，世界是崎岖坎坷的。
杨：作为牛津大学的校长，您告别了政治纷争、宦海沉浮和各式谈判，回归宁静的校园，感觉好吗？
彭：但别忘了大学政治比现实社会中的更加严峻。
杨：真的吗？
彭：亨利·基辛格先生在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期间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这很容易，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度过了25年。
杨：非常精彩的结尾故事，再次感谢您的光临。
彭：非常感谢！（完）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余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