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显案第一次交换证据的时候，原告只是提交了证人的证词，今天下午第二次交换证据时，原告方努力把3名证人约到法庭，但第一证人孙英杰没有露面，原告认为，这是她受到了人为因素的阻挠。

　　证人一：孙英杰——身不由己

　　据原告方律师吕军介绍，孙英杰今天无法出庭亲身作证，是因为受到了火车头体工队的阻挠，他提交给法院一份孙英杰父亲的电话录音资料。吕军说，在这份资料中，孙英杰的父亲讲述了孙英杰无法前来北京出庭作证的原因。

　　吕军律师在法庭上说：“火车头体工队的两位领导上周到了云南，还有一位管理体工队的领导，他们不让孙英杰前来北京为这个案子作证，甚至还要求孙英杰撤回双方第一次交换证据时她所提交的证词。”

　　但原告方拒绝向媒体出示这份极其重要的录音资料，律师许子栋表示，这份电话录音证据已经交给法庭，具体内容则无法透露，“因为这段录音牵扯到了很多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掺杂到这个案子里面，这只会让问题更复杂。”

　　证人二：臧运杰——糖葫芦和皮鞭

　　“我在队里的时候，就因为吃一个糖葫芦，被王德显抽了20皮鞭，这是真事。”曾在火车头体工队练了5年的女队员臧运杰在法庭上作证时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当时队里就是王德显说了算，我们怕他，所以很多事不敢问。”

　　臧运杰在1999年1月正式进入火车头体工队，2003年8月离队，正好和原告艾冬梅、李娟、郭萍3人同在队中，“我们都被打怕了，这就是为什么王德显让我们在一些单据上签字的时候，我不知道签的是什么内容，也不敢多问。王德显对我说，只要是在队的队员都要签字，当时那种情况，我只有签字。”

　　臧运杰要向法庭证明的，一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过一些单据，二是队员们所花费的伙食费和营养费远不如被告方所说的那么多。

　　“我们在队训练的时候，伙食以白菜豆芽为主，很少有肉吃，并且这是队里给的伙食费，所以王德显说用了我们自己的钱添补伙食费，我不信。”

　　“成绩稍微好些的队员，会在大赛前约半个月得到教练发的药丸，这些药丸是教练配的，他说是用中草药和蜂蜜配的，但从数量上来说最多一天一颗，我只在九运会之前吃过几颗。所以我认为王德显所说的花费的营养费数额，其实并不大。”

　　证人三：王启海——“药丸是我配的”

　　王启海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也曾在火车头体工队效力，但同时他还是艾冬梅的丈夫。

　　“我1993年就入队了，主练的项目是马拉松，1994年我跟腱受伤，就在队里从事一些采购工作，包括买菜，也协助教练做一些简单的管理。”王启海说，“我为王德显配过药丸，一年做两回，第一次做的时候不熟练，做了5天，后来两天就能做完，所以我知道这个营养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买菜就不用再说了，伙食肯定不好”，据王启海介绍，当时队里是由他在北京采买中草药，“2000年之前，都是我在做这个制药的工作，主要就是把教练拿来的药做成药粉或者药丸。后来有些精一点的药，就是朱指导(队医、王德显之妻)给我一个方子，上面写着药名和分量，我到同仁堂去买。抓药是很简单的。”

　　但王启海介绍，他并不知道这些药最终如何分配，他只知道队员都希望能吃到这种营养药丸，“药丸本身总是好东西，成分都是草药。不过因为我对药本身不懂，所以教练让我买什么、买多少，我照做就行了。”

　　按照王启海的证词，王德显所说的制药加工费并不昂贵，王启海十分肯定地对法官说，除了这些药丸，我不知道队员们还吃过别的什么营养品。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本报记者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