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秉谦

　　五年前，我读到朱睦卿主编的《严州古城·梅城》一书，这次还乡，又读到方韦编著的《严州史话》。睦卿，我四十年前就认识。当时他以木工手艺谋生，却一心追求知识与学问，后来碰上好时代，脱颖而出，成为真正自学成才的地域文史专家。方韦则是坐沐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的，历史专业，科班出身。我虽同他认识不久，但他长期管理过由建德市政府行文建立的“郑秉谦文学创作档案库”，对我的著作颇熟，可说神交已久。现在他改调从事文史编著，时间不长，就出版了研究“严州文化”的专著。

　　这两本书相同的是：都专题研究“严州文化”，并且均取材精当，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要而不繁。同时，都还图文并茂，一见即令人欢喜。但是两者亦有区别———

　　一、《严州古城·梅城》着重写严州地域的自然与人文，并由此辐射到全州的历史、人物、民情、风俗、景观，由点带面。而《严州史话》则按时代的顺序，正面叙述全州各方面的历史，并作了线性的描绘。

　　二、两书写作的思想背景不尽相同。前者目的为研究严州文化，但囿于建制改变，只能从梅城着笔而带及全州。而后者，则从正面地，全面地叙写严州文化遗存。

　　当然，写作的思想背景的差异，并不决定于作者本人，而决定于建德市有关领导指导思想的深化，决定于他们决心全面赶上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努力，或说，决定于时代。

　　2003年，中央提出“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之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与六中全会又相继决定，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列为国家的四大安全。其中文化安全，指的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民族凝聚力的安全。要确保文化安全，一要处理好同外来文化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里专说后者。对传统文化，无论是对之不加分析，任其挟泥沙以俱下，还是对之不加关心，任其自然湮灭，都要影响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安全。建德市有关领导，旗帜鲜明地将抢救与研究“严州文化”提上议事日程，动机当在这里。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追求。

　　“严州文化”的抢救与研究，还有其特殊的紧迫性。在古严州所辖这块土地上，现既已无原来的专区建制，而六县建制又合并成为三县，何况其中两个老县城已沉入水底，三个老县城成为普通乡村集镇。“严州文化”的大部分载体，或被湖水淹没，或受时间冲刷，或被人为破坏。若不再加以抢救与研究，“严州文化”恐将湮灭于无形。这就是“严州文化”研究的特殊紧迫所在。

　　研究“严州文化”，不仅要研究这一地域文化的本身，还要研究它与相邻地域文化的异同，譬如同它上游的徽州文化的异同。它们相同的是，均属百越文化向新安江流域插进的结果，并且是先严而后徽。“严州文化”正是浙西平原文化与“徽州文化”的中间环节。到了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严州这块土地半属会稽郡、半属丹阳郡。淳安与遂安两县，由丹阳郡的歙地析出；而建德、新昌（后叫寿昌）、桐庐及其后立县的分水，则从会稽郡的富春析出。前两县与今属安徽的歙、黟四县组成新都郡（后称新安郡），郡治在今淳安。时间过去300多年，到了隋代，设立歙州、睦州、严州。今属安徽的歙、黟四县划归歙州；余下的雉山（今淳安）、新定（后来的遂安）二县，单独组成睦州，州治在今淳安；建德、寿昌、桐庐以及原来析出的分水则组成严州，州治在今桐庐。不久，严睦二州合为睦州，州治迁到今建德梅城。宋宣和三年（1121），睦州更名严州，以讫于近代。从以上沿革可见，原严州六县的来源并不相同，是由两个相异的文化地域所组成。这是严州文化的特殊性。在此后千余年（特别是明清），徽州文化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全国著名的地域文化。而古代交通，大多靠水路，严州素来是徽州的主要出口，于是徽州文化又反哺了严州文化，使严州文化具有浓重的“徽气”。但严州文化并不等同于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又名新安文化，这是明清时代固定下来的。我们不能因为古新安郡的郡治在淳安，后来淳安又一度更为新安县，就说严州文化就是新安文化。我们不需要掠美，而要老老实实地研究“新安文化”对“严州文化”的深远影响，研究它们间的异同。

　　此次回乡，还听说建德市对发掘、研究“严州文化”，尚有更大动作。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