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寿昌街上最大的布店当属晋源布店。该店创办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其主人姓余，名庭长，字晋炳，安徽绩溪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十一月。

余庭长小时候家境极其贫寒，爷爷余振新嗜赌，将原来就不多的家业输净。父亲余家桂靠上山帮人砍木材，养活全家一十二口人。余庭长兄弟姐妹十个，由于人多，几个小一些的孩子，晚上就挤在大衣橱里相拥而睡。余庭长少时读过两年私塾，常常靠一把炒苞萝籽充当午餐，因而常常遭到同学们的辱笑。十二岁，家中供不起他继续念书，余庭长只得辍学回家，跟着叔辈同乡章正衡到寿昌谋生，先在刘大昌所开的刘乾亨大同分店刘益成南北杂货店当学徒。因受不了大同分店管事的严格管教，一赌气辞职出走，准备回安徽老家。其同乡长辈吴大观劝他：“男儿有志出乡关，不吃茴香（回乡的谐音）豆腐干。”余庭长觉得这句很有道理，于是，再次回到寿昌，向店主刘大昌赔礼道歉。刘大昌见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小老乡竟然如此懂事，日后必有作为，就将他留了下来。果然，余庭长从此发愤做事，苦心钻研，半作期满，就升为司账，到了二十二岁那年，刘乾亨老板又力排众议，将大同的分店交给余庭长管理。

余庭长自任大同分店管事后，也是不负老板的期望，将生意做得火火红红。过了两年，余庭长突然接到老板因操劳过度染病不起的信息，急急赶到寿昌。刘乾亨老板刘大昌深知自己已是病入膏肓，回天无力，直到余庭长赶来，才慢慢松开紧锁的眉头。临终前，刘大昌将一家老少及全部店务托付给了这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小老乡。

余庭长把老板送上山之后，转眼看着悲伤欲绝的师娘，以及幼小的师妹刘华山、师弟刘国祥，他们都用一副无助的目光看着自己，觉得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第二天，就早早打开刘乾亨的大门，开始兑现对老板的承诺：一定要保牢保好刘乾亨这块招牌。从此，余庭长放弃了多次自己能独立经商的机会，把精力全部放到刘乾亨的生意和照顾师娘一家上来。刘乾亨酱园在余庭长的倾心拼搏下，成了寿昌的大富商。到了1946年，刘大昌的两个子女相继长大成人，余庭长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对老板的承诺，该放手让她们独立了。于是将姐弟俩叫到堂前，把刘乾亨的钱物明细账簿交给刘华山、刘国祥姐弟俩，并以“公平招百客，诚信纳万财”十个字相赠，嘱其好好坚守祖业，又对师妹刘华山说，女人不宜开店做生意，为生计谋，还是创办教育为好。我这里已经以你的名字，独资创办了一所西湖小学，望能悉心经管，以解温饱之忧。自己则主动辞去刘乾亨管事之职，另开了一爿“晋源布店”。其忠主之心，令时人赞叹不已。

余庭长初开晋源布店，手头资金不足，就把几个儿女过年的红纸包都拿出来，充当去杭州赊货的路费。余庭长一到杭州，看见沪杭一带机织的阴丹士林、斜纹哔叽、华达呢等洋布，不但好看，而且价格也低。于是向杭州一些熟悉的老板赊来一批洋布。这批货刚到寿昌，很快就一抢而空。就这样，余庭长凭着良好的信誉和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以及一批具有良好素质的伙计，很快就垄断了寿昌的布业市场，一时间成了寿昌商界的寡头。

余庭长从1942年开始担任寿昌县商会会长，任职期间做了大量有利于民众的好事。抗战期间，时局动荡，货物奇缺。为稳定人心，他带头筹资大洋二千，以商会的名义，创建交易公店。带头捐资修建新安会馆主楼和戏台，带头捐资修建新安义厝。1946年，余庭长被推举为商界代表，并当选为寿昌县参议会商会议员。解放后，余庭长发动商界同仁筹集款项，为解放军和金萧支队添置军粮、军鞋、军服，得到人民政府的赞扬。

1950年，党和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始，面对这场政治运动，在商海游刃有余的余庭长害怕了，害怕自己因担任过伪商会会长而牵连家小，于1952年的正月十三日，自缢身亡。晋源布店由其妻程菊仙及店里和一帮伙计的帮助照顾，勉强维持至1956年公私合营才告终结。（方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