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汝光 口述 张京波 整理

在我们这个文化圈子里，我这个老娘的绰号，实际上是让他们叫出来的。30多年了，我也早就习惯了，现在圈子里的很多人讲起我的名字都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提起老娘他们都很熟悉。说起这个绰号的由来，我印象好像是在1984年，杭州地区地方戏曲会议，因为那次我们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领导安排我们会餐，30年前能够有次会餐是让大家很开心的事情，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他们那些男同志早早地就在楼下等我们了，我们几个女同志当然是慢一点。当我们慢慢地走下来的时候，是李明星那个顽皮鬼装腔作势地“老娘，我们等你好久喽。快点下来用餐。”他这么一叫，几桌人都跟着呼叫起来，“老娘用餐喽。”再以后，老娘这个称呼就被大家传开了。

我开始还觉得别扭不习惯，后来他们跟我解释，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像个老母鸡都是拼着命护小鸡，像农村里那些老大妈都是护着自己的子女，平时他们都有这种感觉，那天让李明星这么一叫，他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其实跟我的年纪无关，因为大家的年龄都相差不大。在30多年前，经济情况不好，财政都很紧张，一点点小钱都要去争，你不去争，都要吃亏，而我为我们这条线上争利益，那是最迈得出去的。也为我们大家争来了很多的资金，这点大家都看在眼里。而那些男同志分管线上的，他们就不好意思去领导那里死皮赖脸的争取。我这个人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这帮子人，我会为了我们集体的利益去找领导争取，我反正是想为了工作，为了事情做好，为大家争取，所以不觉得是件难为情的事情。我做的这些事情，这些弟兄们都看在眼里，他们也都记得。所以，这个老娘他们叫起来就觉得叫的很顺口。被他们一叫叫出名来，再我以后去为他们争，也就只好更加卖力。开始还是老百姓叫的，后来我们上面的领导也都慢慢习惯了，他们有的时候，也都这样叫我，这一叫就叫了30多年，现在我70多了，真正成为一名老娘了。

我老家是东阳人，以前农村里生活都很苦，但小时候家里还尽力让我们读点书，我也算读到了小学毕业。当时大哥已经在杭州工作了，二哥也在读书。家里要供两个人读书太不容易了，何况我是女孩子，只能牺牲我了。我那时候很伤心，但也没办法，家家如此。父母亲虽然安慰我，但也没有办法。后来，在杭州的大哥知道省艺校要招收学员，他来信问我愿不愿意去考。省艺校不光学戏，还有文化课上，这很诱惑人。我父母听说有这么好的事，也支持我去。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里，一到农闲时节，大家除了吹拉弹唱外自娱自乐外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我父亲喜欢拉胡琴。我小时候也还是喜欢唱戏。那时候在家里经常是拉琴，我唱，享受着天伦之乐。大哥带我到了戏校去了以后，招演员的老师已经到金华去挑人了。我既然去了，老师就说先听听看。夸我节奏感很不错。后来又试了我的乐感，各种调，老师都很满意。于是老师当场拍板和我哥说：“这个孩子我们要了。”听老师一说，我也很高兴，就准备第二天回家。因为太高兴了，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有点感冒。回到东阳的时候，正好施老师在这边招生。我一看艺校招演员，我就去试了。但是因为感冒嗓子不好，没唱好。但是施老师对我的乐感、唱功、身段都满意，也列为他们的备选。回到家里没多久就接到了他们的通知书，到学校去报到，那是1959年。

但到了省艺校了之后才知道我被录取在音乐班，也就是学乐器。我那时心里很不高兴，也不愿意学。因为内心还是喜欢到台上去唱戏，那样能露脸。但是，来都来了也没办法，就勉强地学了起来。一进去，大家学的都是基础课，学二胡。虽然我都在练习，但老师明显感觉到我不在状态。我也明确告诉老师，我不喜欢乐器，还是喜欢演戏。老师说先学完这个学期，在回家和家人商量商量。那时候我十五岁。在艺校的生活条件很不错，每餐8个人一桌菜，菜都是有荤有素，饭都管饱。天天练胡琴，然后再上文化课，日子很不错。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了老家，那时候刚刚进入困难时期，我们家已经开始吃玉米饼了。当我和父母说我不想学了，因为我不想在后台拉二胡。父母说，你这个孩子这么傻，你到学校半年，皮肤白了，人也精神了，不需要整天在地里弯腰干活。你回到家里只能吃玉米饼，我们家条件还算好的，人家玉米饼都吃不上，只能用野菜凑活。我也去了村里其他人家看过，生活条件都不好。我突然觉得家里的日子这么难过，我在学校的条件这么好，还不想待。就算学乐器又怎么样，也比在家种田好。于是我就定下心来，还是读书吧。

又开学，我一回到学校老师就很高兴，说明我想好了。我和老师说我愿意继续学乐器。老师说这学期开始大家每人自己挑一件乐器，作为主攻。于是我挑了最难的琵琶。我这人虽然平时很随和，但性子很倔强。既然说了要练，我就全心全意地去练，去学。学乐器和别的人都差不多，无非就是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着练着，我自己也被乐器的魅力吸引，越来越放不下它。后来不光是琵琶，其他的弦乐也学过一些，但我的主项还是琵琶。后来想想，我学乐器还是个正确的选择。假如我那天的嗓子没有哑，被选到了演员班。以我的身材，就只能演演配角，跑跑龙套。但是我学了乐器，这是我一辈子的记忆。我们第一届婺剧班正好凑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以命运也很苦。后来我们整班移交给了建德，成立了建德婺剧团，在建德一待就是五十年。

当时建德乡下有很多婺剧团，但正规、科班的婺剧团我们是第一个。那时候我们团里除了几个老师外，大都是年轻人。我们一出去演出，台上各个都是帅哥靓女，而且戏的档次、基本功都获得了群众的称赞。我们的乐队也非常出挑，因为我们有四个女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那时候我们要经常下乡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剧团就分成两支表演队，我们四个女乐手就分成了2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寿昌表演，台下观众看到四个女生乐队，都轰动了，老戏迷们都非常惊讶。而我们的演奏水平也远远超过他们平常见到的。我们的乐队那时候很抢风头，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我们经常在外面演出，以前的生活条件很苦，特别是交通条件，都是背着东西走路爬山。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但是演出都已经安排好了，村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而且乐队已经不能再少人了。村民就抬来了轿子，给我抬到了山里。那个轿子是两个人抬得，我躺在上面迷迷糊糊，到了村子就躺下睡觉。演出了时候就洗把脸硬撑着。那些年我们也年轻，根本不知道苦和累。受党的教育，思想也好，就这样演了几年。后来文革开始，几下一折腾，我们剧团也就散了。我们团里的女同志都被分到了纺织城里做了纺织女工。我家老严被赶到了五七干校。我在纺织厂还算好，因为文化功底好，车间里经常叫我去写黑板报、写材料，去做这些文化的事情。因为我是音乐班毕业的，所以厂里还要自己文艺宣传，我们要帮助组织节目。那时候也挺热闹的，业余时间都这么唱唱跳跳。

就这样在纺织厂干了几年，后来是新中需要音乐教师，领导想到了我，把我调到了新中，总算在新安江安定下来了。那时候新中有一只乐队是非常强大的，正是陈金寿老师一手创建起来的。光小提琴就有八把，还有大提琴，在那个年代，这些乐器阵容非常好。当时除了一把小提琴是买来的，其他都是学校里的木匠周师傅做的。周师傅的手非常巧，手艺非常好。学校买了一把小提琴以后就根据它的样子仿制了十多把小提琴。不但给自己学校用，还给其他单位用。做小提琴的东北红松，也是用做好的小提琴换来的。还有很多学生都参加了练习。我就帮着陈老师一起教这些乐队的学生。学生都要毕业的，我也教了好几批。后来文革结束了，文化事业也开始了复苏，剧团也重新恢复了。当时也想叫我回去，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当教师好。因为那时候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家里有一个在外面跑就够了，我总要替孩子着想。但是后来文化馆需要音乐干部，领导找我谈了，我想想就同意了到文化馆当了一名专职的音乐干部。

我到文化馆的时候，正是传统文化开始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民间的音乐民歌，戏曲资料等，这些资料，经过文革十多年的折腾，不抓紧收集，有些就可能遗失，我们那段时间在全县各地到处奔波，当时交通条件很差，我们下乡就只有两辆自行车，方根发车上带着我，徐佰根背着个当时很宝贵的三洋录音机，就这样我们在乡下跑，听那些老人家们唱那些流传下来的古老民歌，演奏那些传统的古老音乐，那时候很忙很辛苦，但也很开心。回来以后，老方整理记下了的歌词，徐佰根的耳朵灵听歌记谱，也是他的绝活，我们那时候民歌民乐很多很多，都要把它转换成文字记录下来，我们建德的民歌蛮有特色的，浙江民歌的经典《采茶舞曲》里就有一段是来源于我们的绪塘民歌。而且我们还有比较完整的畲族民歌，那时候，我们整理畲族民歌都还给我们派了翻译，因为曲是可以记下了，但是词都是畲族语言，所以都要经过翻译，这项工作做的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

第二个大工作，就是农村传统戏班的整理整治，我们建德在80年代的时候，最多有过107个农村剧团，水平参次不齐，而且演的很多曲目往往都是严重走样的，以前那种农村小剧团为了迎合观众的低级需求，随意的在里面改词，这里面糟粕太多，大同区是农村剧团最多的地方，我们那时候住在那里，看那些小戏调研审查节目，局里的管理都派了人，有些同志都听得受不了，发牢骚说这么下流，不听了，听不下去了。我说没办法为了工作听不下去也得听下去，要不然怎么批评他们。那帮人也是的，连《秦香莲》都能让他们唱出很多黄段子，后来调研回来后，开大会总结，我在台上作业务发言，那天也没有稿子，我就戏论戏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是正规学过的，讲出来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我那天也是越讲火越大，区里很多干部都在听，后来区委书记让广播站把我在会上讲话录音连续播了好几天，那时候区里正在抓精神文明，也对农村里的文化乱象非常不满，正好帮了他们的大忙。

我们做文化工作最主要还是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队伍，三十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建新安江艺术团，因为我们有很多喜欢唱歌跳舞乐器的人，大家也希望有这么个平台，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我们艺术团大家都是业余的，完全凭着爱好才聚到了一起，我因为是管理的专职的音乐舞蹈干部，那么我就把杂七杂八的事情都管理起来，让大家都能专心的练习自己的爱好，那时候各单位的领导对文化工作也还蛮支持的，我们发现人才需要调动，领导上都会支持我们。向我们现在的主席周霞，就是那时候调过来的。她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严师教音乐，那时候新安江到梅城很不方便，她也待不住。新安江的音乐氛围更好，而我们文化馆缺少这样的科班音乐人才。我虽然也是科班出生，但学的毕竟是戏曲音乐，和现代音乐还是有不同的。还好当时文化局支持，严师也好商量，于是把她调来了。她一来，我们艺术团的歌手就有了主心骨了。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练声、练唱。唱歌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至少分为三大类：美声、民族、通俗。不同的人有不同人的特点，走对了路，就事半功倍；走错了路，就很难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拿钟君来说，我们第一次去听她唱，她选了一首通俗歌曲，歌虽然唱得好但是根本就不对，明明是一副民歌嗓子，唱通俗就太吃亏了。后来她改练民歌以后，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嗓子的音色很快就发挥出来了。

那时候，杭州牵头搞了个“三江歌手大赛”，我们建德歌手是很出风头的，连续好几届都拿了大奖，而且几乎每届都有好几个歌手拿奖。我们新安江艺术团的牌子就这样打响了。我们的歌手不光在杭州、全省，还到整个华东地区参赛，都拿过大奖，可以说是走出建德，走向全省，走向全华东。像我做文化馆工作主要就是辅导帮助这些人才能够走出去，尽量给他们争取学习培训的机会。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还要去跟他们单位商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省群艺馆要来一个指标，推荐了高建林去参加。我们跟他们单位都商量联系好让他去，他的嗓子基础很不错但一直都是自己业余练缺少名师指点。但那次培训他是赚到了，因为是金铁林老师来指导，那可是中国大名鼎鼎的音乐教授。经过他的指点，高建林回来之后，我们感觉他明显地上了一个层次。在表演的时候，那个水平、气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可惜这样的好机会以后就越来越少了。

我呢，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那时候馆里接到了一个通知，仙居文化馆的张亮老师要开办一个古筝培训班，邀请个群艺馆、文化馆有兴趣的干部去参加。我一看这个通知就非常兴奋，人家对张亮不熟悉，我可是从小就知道了。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在浙江歌舞团弹古筝了。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江南笛王赵 ，他们那时候都是浙江乐坛上的年轻才俊，对我们这些学音乐的学生来说都是偶像级的。后来笛王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的也一个都跑不掉，他就被发配到了仙居文化馆。本来平反了以后他是可以回浙歌的，但是他那时已经快五十了，不愿再回去了，但是又不甘心自己一身才艺埋没，就想带些徒弟。领导也很支持我去学习这门技艺，我能在他门下学习也非常幸运，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到仙居要现在金华住一夜，再乘早班车翻山越岭上去。到了仙居以后，才发现来学习的人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和其他同学相比，我就是‘老太婆’了。老师开始担忧我学不会，他问我以前学过什么的，我说我以前是在省艺校学琵琶的，这样老师才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毕竟年纪大了，不如他们年轻人接受领悟的那么快，所以我就比他们加倍的刻苦。人家玩的时间我全都在学。那段时间仙居文化馆在建新房子，老的文化馆在一个祠堂里，都拆光了只剩一间房间当教室。我就在那里苦练，白天黑夜，星期天也在练。结果那天他们的局长听到里面有弹古筝的声音，就跑进来看，发现是面生的。我跟他说我是从建德来学古筝的，局长表扬了几句就走了。后来在他们局里的大会上他们局长就说了，人家建德的同志这么远的路来学古筝，星期天都不休息，我们自己的同志这么近的路都不愿意学，浪费这样的机会。后来张老师跟我说了，我既高兴又不好意思，我是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的，实在也没地方去玩，还不如早点学好。就这样，原本二十多天的课程，我一个星期就全部学完了，然后继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就告诉我可以出师了，回去以后自己继续练习。

那时1984年，我回来以后自己每天都练习古筝的弹法，领悟古筝韵味，就这样练了3年，1987年我开始教别人学弹古筝。当初我之所以回去学古筝，一方面是因为恰好有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自己练了20多年的琵琶，但要把琵琶教给别人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当初学琵琶的时候，整天十来个小时抱着琵琶整天的弹，而我们文化馆群众艺术工作面对的是广大爱好者，人家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练习，这么说吧，琵琶从起步就很难，熟练也难。而古筝就不一样了，古筝入门相对难度较低，一般悟性好的有几个月的时间练习就能弹的很不错了，这样也有助于提高爱好者们的兴趣。像小孩子练个半年一年能弹个几首曲子，家长老师都会觉得喜欢，也增强孩子继续学习的信心。确实也是这样，我开始开班教古筝以后，来学习古筝的学生很快的增加，到现在为此差不多快30年了，我教过的学生有2000多人。而我的很多学生凭这个特长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大连艺术学院、浙师大艺术系、杭州音乐学院、钱江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台州学院等艺术院校。现在都已经是古筝老师了，他们又教了很多学生。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出访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香港、台湾等地交流演出，有的还留在国外去当古筝老师，将古筝艺术传播到国外和港澳台地区，这样徒子徒孙算起来有多少人我实在是算不清了。

现在想来我当初的刻苦学习古筝、推广古筝的做法的思路是对的，我们做群众文化工作的宗旨，首先就是要多普及，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学会一项或几项文艺技能。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有天赋的人再加以辅导，让他走上更高的台阶。我们基层文化馆就是为大家打基础的，年纪小的通过学习掌握技能以后可以有机会深造，年纪大一些的也可以通过学习古筝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在我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80岁，各个层面的学生都有。学生层次高低不一，对教学的要求与方法也就不一样，往往一堂课我都要进行多次角色转换，刚才还是幼儿园园长，转眼就成了敬老院院长。不管学生基础怎么样，接受能力怎么样，我都很热情很真诚的辅导他们，让学生以最简约的方式，最快捷的速度掌握古筝的演奏技术，使艺术水平达到最大化。

在教学生的时候我是全身心的投入，当时很多工作都已经告一段落，新安江艺术团的主要台柱子都已经成熟，他们都干的很好，都不需要我操心。那些年我很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教这些学生们学古筝，我自己也很想把我自己好不容易学来的技艺传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学习古筝陶冶性情。那时候基成文化园也经常的向我推荐好苗子，有一年，乾潭的文化园像我推荐的一个小学生，他觉得这孩子很有潜力，我下去考察了很满意。虽然他们家里愿意让孩子学习，但是他们家实在太困难了，连每周来新安江学习的车费都负担不起。但这孩子实在让 我喜欢，我就干脆四处求人把他转到新安江来读书，住在我家里当自己的孩子带。那孩子也相当不错，每天做完学校里的作业就自己苦练古筝，还抢着帮着我做家务，就这样差不多将近10年，就是我的小女儿了，现在她也是外面小有名气的古筝老师。

前些年张亮老师来过，他听我汇报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激动，他说，我们那个班是他的第一个班，只有我坚持在教学，还教了很多学生出来，是他所以的学生中最成功的一个，能让古筝得到这么大的普及，他非常满意自1998年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将建德市设为民族乐器指定考级点，同时建德市也成了中国音乐学院、浙江省音乐家协会指定考级点。程汝光连续15年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聘任为浙江省古筝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而且评定为浙派古筝在建德的“非遗”传承人。教了差不多30年的古筝，让我感动的事情很多，这么多的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成长我的心理始终是激动的，在70岁的那年他们为了办了场音乐会为我祝寿，我的学生来了很多很多，看着他们的笑脸，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过，有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孩子，我觉得我现在真是老娘了。几十年来也拿过了很多的证书、奖项，但再多证书、奖项还是比不过这些孩子们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