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围绕着醉驾造成的交通事故该如何处理，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当全国各地都纷纷展开对醉驾的严惩与打击时，这一举措显然是深得民心的。但笔者以为，对醉驾的打击与惩治，也只能限于驾驶机动车者，而不能随意将处罚醉驾的规则范围扩大化，因为醉酒人驾驶机动车带来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醉酒骑车者带来的危害，二者之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吉林省的这个“修订草案”，是针对该省的具体情况，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次堪称积极的突破与尝试，就其“修订草案”的大部分内容而言，无疑是有着非常良好的效果的，但涉及到对醉酒骑车者进行罚款一项，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既是对上位法的擅自解释，同时更是滥刑主义的体现。

　　所谓的滥刑主义，源自于重刑主义，当下有关“重刑主义”的探讨，在新华网展开得方兴未艾，但是否该“重刑”化，其实是清清楚楚的。在笔者看来，相比于“重刑主义”的探讨，滥刑主义带来的危害或许更大，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也许会更深。因为滥刑主义既是对现有司法条文的擅自解读，同时更是迷信立法即能解决一切的延续。

　　具体到对醉酒骑车者进行罚款，就是如此。诚然，醉酒骑车者的确可能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也可能造成肇事与交通事故，但若是与醉驾者造成的伤害程度比较，二者之间的量级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醉酒骑车者进行罚款，无疑是希望通过法律规定来解决一切，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才有吉林省擅自对醉酒骑车者进行罚款的规定。

　　在法治社会里，类似于对醉酒骑车者进行罚款这样的滥刑主义无疑是要不得的，若有关部门坚持要实施的话，那么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是远远大于正面影响的。(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