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人员在法律上设置就业门槛，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能理解，如《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都明确把“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排除在外，即使他们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其实，能成为公职人员本来就有很高的门槛了，就算法律没有这样的禁令，这些曾犯错的人也难以胜任。他们中的大多数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经济状况不好，年龄也不具优势，且经过一段时间封闭的改造生活，不具有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从业技能，更由于他们比别的就业者多了一重不光彩的过去，丧失了再就业的竞争能力。
我曾经去监狱、戒毒所、未成年人管教所采访过，这些高墙内的人们十分渴望能改过自新后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哪怕从最脏、最累、最危险或人们最不愿意干的岗位干起，除了回家种地或干个体外，只有保洁、保安员等为数不多的岗位可接纳他们，事实上现在守大门、看管仓库的保安员中不少也有“过去”。《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出台，给保安员的资格设置门槛，会堵住这些弱势群体的就业渠道。
保安员一般是体力劳动，不需要太高的学历。这些回头的浪子，不少身强力壮、行动敏捷，满足当保安员的硬件，至于胜任一名保安所需要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人们心里也会打个问号。我想立法者也是出于职业风险性的考虑，把他们排除在外。但是，就拿危害性最大的刑满释放人员来说，不是判定他们已经改过自新，才让他们回归社会的？如果还设置这样那样的门槛，就存在对刑释人员自身和监狱教育改造制度的双重不信任，不相信他们真正能改好，不相信干警们的感化改造功效。这显然是一种就业歧视。
我国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这个特殊的群体既表现有弱势性又表现出风险性。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他们回归社会后不是通过社会定位自己，而是通过自己观察社会，这种逆向思维容易将自己排斥在社会之外，对社会生活的耐挫力差。走出高墙后，若不能获得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正当职业，不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客观上的群体归属，自卑、无望、受歧视的感觉在遇到诱发因素后容易导致他们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甚至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心理。
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面临着原单位不要，新单位不收，个体摊位饱和，自己做生意又缺资金等无路可走等状况，他们惧怕被社会抛弃的心理比其他人强，他们盲目流动的概率增大，要是在国家再出台诸如《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政策，人为设置就业门槛，无疑把他们逼进死胡同，难免重操旧业，让教育改造成功前功尽弃。更何况还有那些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隔离戒毒等人员本身并没有犯罪，主观恶性较小，难道也不能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机会？
作者：普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