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赞成的反对的各执一词。但笔者以为，这一做法不妥。
不能否定，河南省检察院的出发点是好的，即为了促进反腐机关和工作人员克尽职守、秉公办案，进而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但这一做法负面效应不可忽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得到了众多接受记者采访的基层检察院反贪人员的支持。他们认为，“问责制”在给他们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办案的底气，他们能够用这张“底牌”拒绝人情干扰，可以硬起手腕大干一场。这其中，有的可能说的是真心话，有的是不是担心发表相反意见怕得罪上级呢？我看不能排除。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不能看出“计件反腐”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肯定地说，在河南省属各市，有的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制度较完善、教育抓得紧、监督搞得好，腐败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数量发生得就会相对少一些。若对这个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工作人员“问责”，并实行“末位淘汰”，岂不冤枉？这究竟是鼓励还是打击把预防工作做得好的？答案不言自明。第二个问题是，违反客观规律。河南一位基层检察机关负责人反映：“其实，反贪局、反渎局每年都有考核任务，省检察院的这项规定并不新。”正因为如此，一些基层检察机关为了求工作业绩，年初就对反贪局、反渎局办案定下数量指标。然而，腐败犯罪被发现、被查处有其自身规律，况且现代刑法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尚无确凿证据证实腐败犯罪存在便已定下腐败案件查处数量，显然不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
第三个问题是，背离反腐目标。正如郑州大学一位法学专家指出的，反贪局的作用，既有惩治腐败的作用，还有防止腐败的职责，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让腐败行为逐渐减少，直到最终消除。如果像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一样，要求腐败的案件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多，很可能会有人为了出“政绩”把贪官“养肥了再抓”，人为地把小贪养成大贪，还可能导致一些反贪局长为保“乌纱帽”而片面追求办案数量，从而导致错案、冤案产生。
对工作政绩考核的设计一定要科学，主要应体现针对性、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显然，河南省检察院出台的对所属市检察院以办案数量问责值得推敲。其他地方的检察机关若有同类问题，也有研究修改的必要。
作者：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