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转轨换型时期固有的现象。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国际上公认人均收入2000-5000美元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在这个高发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而制度管理、体制建设尚未跟上，就可能孕育出黑恶势力。这种势力不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欺压和残害群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且还会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促使公权力黑化并成为其保护伞，黑恶势力已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毒瘤。
不可否认，黑恶势力在全国普遍存在，只是规模大小和作恶程度不同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惟有重庆市敢出重拳强力打黑除恶呢？从王鸿举市长掷地有声的话语人们不难找出答案：打黑除恶就是不能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也是重庆打黑除恶战果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官相护”其实源于官员的政绩共同体。下级出了问题，也会倒证出上级无能，可能跟着吃锅烙。在这种官员政绩共同体下，必然会派生出各级官员遇事善“捂”官僚主义作风。官员们不仅对自身存在的矛盾问题以及丑事、恶事百般遮掩美化，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上级对下级的发生问题也会极尽袒护、包庇之能，以防家丑外扬，确保相安无事，皆大欢喜，其核心目的还是为了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别影响自己的政绩。但实际结果无一例外的却是，矛盾越捂越大，问题越捂越多，有百害而无一利。
戒“捂”，须毫无保留地亮“丑”割“瘤”。据统计，重庆打黑行动共牵出厅级干部10人，政法干警29人，行政执法人员4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敢于“拔萝卜”、不怕“带出泥”，这些“污泥”才会浮出水面，打黑才会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反过来，这一成果也验证了重庆市领导同志的良知、勇气、智慧、胆识、干净和底气，令人敬佩。更重要的是，重庆打黑凝聚了民心，净化了空气，促进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古人说：“改过贵勇，防患贵怯”。其实，打黑除恶也要有一种“怕”字精神。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辉煌，正是源自于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怕人民群众受苦受难、怕地方经济发展受影响、怕党和政府形象受损害的这种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诚如薄熙来书记所说，去年重庆的涉枪案件955起；1999年以来，全市还有1400多起命案尚未侦破，还有近500名杀人犯在逃。打黑除恶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许许多多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在警示我们：必须回应受害群众的正当诉求，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职！
打黑除恶不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关键要靠领导干部自身清正廉洁没有“泥”。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丑”一旦被遮掩美化，“假”字注定要神气，“恶”字必然很威风，地方风气也是当地领导干部带出来的，净化一方风气，也是一种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