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其中约三成的逃犯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甚至包括未成年人，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11月17日《广州日报》）

　　
　　一纸通缉令，让许多身负命案在逃的农村留守孩子进入了公众视线，人们不得不深思，农村留守孩子为何这么多走上了犯罪之路？除了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有一定的责任外，我们的社会管理教育机制是不是缺失点什么？

　　
　　诚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养不教，父之过”之说，但他们为了生计，随着大势所趋的“打工潮”，常年在外，即使再有教育子女之心，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之，许多留守孩子的祖父母等亲属，或因年事已高、娇宠溺爱呵护，或因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制约，无法正确有效地对其行使监护权，致使留守孩子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成长，人生观、道德观、法纪观等方面的形成，多有畸形的发展。如何将这些留守孩子管教成人、成才，已成了一个既延续了多年，又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当社会舆论在关注“富二代”成长的时候，当媒体、网络在关心高考制度培养正常孩子成才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成员有多少目光注视到农村留守孩子身上，去研究解决留守孩子的法制道德建设问题，又有多少社会力量在他们失足犯罪之前，进行过帮教、预防工作……诸如此类，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应当认真的自我反思、反思！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孩子约有5800万人。他们既是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也是祖国未来的组成部分。现在，广东警方的“通缉令”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不是应当紧急行动起来，为农村留守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各地的党政组织是否可以针对本地实际，出台一些政策性关爱帮扶措施；民政、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和工青妇及关工委等群团组织，是否可以协同动作，组织开展一些类似“春蕾计划”方面的行动；村两委、农村派出所、司法所、学校等单位，是否可以联合组成关心、教育、管理、监护体系，定期分析留守孩子思想、生活、健康状况，经常监测留守孩子的道德行为趋势，有的放失地实施一些丰富多彩的具体活动。

　　
　　唯其如此，留守孩子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维护，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留守孩子在维护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才能由“出轨”大户，转化成积极的有效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