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工程建设领域资本密集、涉及面广、管理环节多，从项目审批到土地征用，从工程预算到图纸设计，从工程招标到工程签证，从设备选购到质量监督，从工程款结算到工程验收等诸多环节，极易产生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和暗箱操作，是腐败问题高发、易发的重点领域。自1997年我国大规模开发建设基础设施至今，仅交通工程领域就先后有20余名省市级的交通部门高官落马，甚至出现了同一个省份的交通厅厅长连续几任前“腐”后继的现象。
而今年，让国人叹为观止的当首推房地产领域的腐败。从上海的“楼脆脆”，到成都的“楼歪歪”，从武汉的“楼高高”，到哈尔滨的“楼停停”，从浙江的“楼薄薄”，再到烟台的“楼垮垮”……透过这些“弱不禁风”的楼市奇观，细心的人们注意到，腐败与工程、与权力可说是“如影随形”。大多时候，围标、串标、陪标等已成行业潜规则，为反腐而催生的公开招投标制度成了权力寻租的道具和“护身符”，不少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就是在这个环节“失足”而身败名裂的。
这些年来，我们在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上出台了不少文件，亦修补了不少法律法规漏洞，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多发、易发、群发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具体表现在：案件的数量、金额呈几何数字增长；“一把手”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涉案范围和领域涵盖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学校、医院等单位以及市政、交通、电力、水利、环保等工程；犯罪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犯罪手法更加隐蔽，“收干股”、“低价购房”等新型受贿方式粉墨登场……
究其原因，固然与个别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思想信念不坚定，价值观念扭曲，道德底线失守有关，亦与工程建设领域的特殊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法纪法规不完善、执行力弱化及监管不到位有关。比如，刑法设置了串通投标罪，规定“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在如何认定“情节严重”上缺乏具体规定。一些十分突出的串标行为，常常因为难以取证而无法惩处。此外，串通投标罪最高刑期仅为3年，震慑力远远不够。我们还看到，对工程建设领域的监督多是“同体监督”，这种体制上的漏洞也加大了廉政风险系数。
避免“工程上马，干部下马”须多管齐下。当务之急，不仅要继续强化官员思想教育，完善相关法律，加大监督和惩处力度，还要突出重点：一是要捏住“招投标”这只“牛鼻子”，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强化竞标人准入制度，对串标、围标、陪标等违法行为说“不”；二是要建立交易活动“公示制”，将工程名称、建设和承建单位、工程造价、审计结果、廉政建设等信息予以公示，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项目建设单位职工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三是给公权力戴上“紧箍咒”，建立严格的权力行为责任制，规定权力的运行范围，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
只有用法律和制度来封堵腐败“源头”，铲除腐败“土壤”，卡住腐败“咽喉”，让“红灯”亮在干部“越轨”之前，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官员“倒在高楼下、垮在批地上，毁在路桥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