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被发现在宿舍卫生间内用毛巾上吊自杀，悲伤至今难了。

杨元元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因拆迁失去住所的母亲就来与她同一个宿舍。考上研究生后，依然携母上学，但这回运气不佳，学校要求在外租房，因此产生纠结。

于是舆论哗然，直指杨元元死于学校的冷漠，又或曰死于贫困。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看起来，海事大学没有像武大一样，为杨母入住开方便之门，缺乏温情。但作为学校，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杨元元的室友因杨母的到来难以忍受，被迫更换宿舍，校方不能不考虑制度的刚性。

一个成长中的人才意外夭折，谁都不愿见到，杨元元之死值得反思。但一味指摘校方或是怪罪于社会，也难说是开对了药方。就像不能因为张在元教授的不幸遭遇就痛骂武大的无情一样（杨元元一事恰恰见证了武大的宽容），也不能以为找海事大学究责就是站在弱势的一方，站在了真理一边。

武大能，海事大学为何不能？要看到的是，武大的做法只是一个特例，并没有普适性与必然性，不能指望特例成为惯例。校园里不乏贫困生，各有各的难处，要想对每一个要求特事特办，恐怕也不现实。

杨元元死前慨叹，知识未能改变命运，成绩有什么用？

的确，之所以读书，是寄望于知识改变命运。但应该明白的是，知识不必然改变命运，还要活学活用，抓住机遇，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式的改变命运。以为一读书就能富贵，是对知识的误读。

从杨元元的人生轨迹来看，她毕业后还是找到了几份工作的，动不动就盖上就业难大帽，也于事无补。用杨元元的话说，她几个学师范的同学在上海工作，收入很高，令人羡慕，悔不该没念师范。因此，杨元元之死，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就业难。

当然，如果杨元元家境好，可能不会有与母亲同住宿舍之类的尴尬，但贫困不应是让人自杀的理由。她与弟弟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分别读到硕士、博士，国家的助学贷款设计是起了作用的。她携母上学本来体现了一种克服困难的可贵精神，令人感动，可惜，最终倒在这个难题上，没有跨过这个门槛。

与其说，校方拒绝杨母入住让她精神崩溃，倒不如看作是携母上学的本身让她压力很大。租房增加了支出，生活更显困顿，看不到希望让她悲观。校方的举动，或许是压垮她的一根稻草，应不是根本原因。

杨元元之死无疑令人痛心，但如果只盯着“贫困”与“冷漠”，并不能消除下一个杨元元，反会误导张元元、李元元们动不动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因为杨元元携母上学的本身，很难说没有受媒体“背母上学”“带着癌症父亲”上大学之类新闻的影响。

有因贫困自杀的，也有“不差钱”的自杀者，如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之类的官员，以及一些白领，这种新闻并不鲜见。可见，如何面对困难，应对矛盾，倒是杨元元、杨宽生给我们的共同课题，无关贫富贵贱。

想起南师附中副校长周俊的一番话，“北大所说的偏和怪决不是一般的突出，如果一个学生仅一门特别强，其他都相当弱，这个人才首先就是不健全的，在如今各种知识互相交汇融合的时代，今后的发展肯定会遇到问题。”顺着言之，如果只会念书，没有健全的人格，就是摆脱了贫困，也不能保证不会因别的问题让人生“短路”。

杨元元本可以不自杀，从长计议人生；她母亲可以跟她住，也可以不跟她住，也可以在外面找些零工；杨元元也可以先养活自己，成家后再立业，不必然为了理想舍命读书。这不是无情的空洞说教，人生真的有多种选择，不应是一根筋的零和游戏。

当然迫切希望社会的保障能更健全，不致有“背母上学”之类的艰困，人人能安居乐业，心想事成。但贫穷、疾病、灾难的侵袭既然无法摆脱，就惟有坚强的面对现实。不怕艰难，奋发图强，是我们这个民族坚韧的传统，得以世代存续的根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不去抱那种“特例”下的希望，就无所谓失望。在无法借助外力时，那就自己顽强承受，绝境求生吧，自救总比自尽要好。这或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脱困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