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1月13日《人民日报》）

我认为，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中，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两个“抓紧解决”特具新意特别重要，一是“抓紧重点突破”，一是“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纵观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等，可以船装车载。若是全部汇集起来装订成册，恐怕连16开本、5600多页、1700多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都要自惭肖薄，甘败下风。当然，它对于反腐倡廉建设、遏制官场腐败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遗憾的是，只是其作用和效果很不尽人意，与主政者的承诺和决心、与国民的冀盼和预期相差甚远。

最近国家级官方杂志《人民论坛》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大型问卷调查显示，共有6688位受访者认为第一大挑战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占受访人数82.3%（12月24日人民网）。可见，国民不仅对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不满意，甚至对今后一个时期也信心淡薄。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反腐倡廉建设，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矣，可谓耳提面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矣，可谓严惩不贷矣——每年总有一大批贪官污吏或被摘官帽或被送牢狱或被押上“断头台”，结果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事与愿违——“前腐后继”、“越反越腐”，以至网络上长期被“撼山易，撼腐败难”的愤懑哀怨所笼罩。

难道中国官场的腐败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超乎寻常的强大生命力？难道中国官场腐败当真“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否！我以为，问题出在“药不对症”，击不在“三寸”——也许是心慈手软的有意识，也许是茫然失措的无意识，也许是维护既得利益而“讳疾忌医”。胡锦涛此次提出的“两个抓紧解决”，应该说是把准了脉、下准了药，若照之办理，定会效果彰显。反腐倡廉的“重点突破”是什么？应是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为什么一些贪官污吏动辄搜刮敛聚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的非法资产，直到东窗事发方得暴露，难免也有一直隐蔽逍遥法外舒服惬意至死平安无事的，概因为财产不公开之故，如果官员家庭财产公开透明，一个个的玻璃人活动在玻璃房子里，周围众目睽睽瞅着，想藏污纳垢也藏纳不起来呀。

新华网曾报道，近30年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平均每名出逃官员携走近1亿元人民币。再以日前曝光的广州韶关市原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叶树养为例，他从1988年就订下了“3个2000万”的宏伟的贪腐计划——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遗憾得很哪，垮台太早了，案发时仅完成贪腐计划1/2不到，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1600多万元人民币财产来源不明。20年来，叶某人边腐败边提拔，越腐败越提拔，甚至还荣任“惩防腐败工作组长”。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特色反腐机制的嘲讽和羞辱！如果实行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这些国蠹民贼的“贪绩”如何能得逞并显赫至此？再者，要求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国民已经喊破了嗓子，舆论呼吁了20多年，还多次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呈上全国两会，如此国情聚焦和民心所向，无疑当属“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既然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符合胡锦涛“两个抓紧解决”的讲话精神，那就应该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但却看不出动真格的迹象。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公报在讲到2010年反腐倡廉建设时，虽然有“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说法（1月14日《人民日报》），但不明朗不具体，缺乏可操作的刚性。近年来一直都是这么表述的，过去未起什么作用，今后又如何能见效果？况且，还只是“报告”，而不是公开，报告、申报与公开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要实实在在地反腐倡廉，就要“重点突破”，把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官员财产公开的“瓶颈问题”解决好，这实在是众望所盼、民心共急的事情，不能再暧昧滞缓，让国民翘首太久。有官僚御用文人代言说，官产公开这事，急不得，要有个过程，需要可行性论证，需要先试点后推开……这些论调无须反驳，其“醉瓮之意不在酒”，无非是不想搞官产公开，拖延时日，能拖一天是一天，为那些已经和准备作祟营私的官员争取时间和机会。

官产公开，早已被众多法治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实践证明，是反腐倡廉的第一道刚性防线，是一具不可或缺的反腐利器。现有成功的经验明摆着，我们还用得着再去“摸石头过河”吗？我们还用得着再去坐而论道泡口水吗？须知，我们已经“可怜无补费精神”地讨论研究20余年了！如果非要坚持这么没完没了地“游戏”下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要固守秘封官产、逃避监督、方便权力敛财的制度缺陷，其结果只会让大大小小的“叶树养”之类贪官污吏越来越多地滋生繁衍。

我以为，地方搞官员财产申报制试点了无意义。此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湖南浏阳等地搞了，其结局无可选择的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道理很浅显，没有法律支撑，全国总的制度框架和官场环境未改，你一个市、县乃至一个省（市）的动作又能怎样，终究逃脱不了被视为异端、被大气候淹没的命运。更何况，这往往是地方主政者的心血来潮，官员更替，便人去政改，一切照旧。至于宁夏银川市新近搞的拟提拔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表公示（1月12日《人民日报》），不免有些滑稽荒诞，因为太失公平，尚未登上官阶的人要公开家庭财产，那些已经荣居和久居官位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和优先公开家庭财产？官产公开，应该一视同仁，不留缓冲，不留例外，不留死角，全国党政领导干部，从中央到地方（至乡镇级）统一行动。

胡锦涛强调：“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这些都要求我们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就是中国人民群众的十分强烈的要求期待，并且已经要求和期待很久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不能再拖延不办。人民群众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会毁掉公信力。

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不是哪个主政官员或某个地方说实行就实行的事情，需要国家立法支持和保证。在中国这样做，显然是对数千年来官场神秘化传统和官员特权意识的决裂和颠覆，庞大的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必要博弈一番，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反对和抵制。新华网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王全杰教授专项调查显示，97%的官员反对个人家庭财产公开。可见，推行这项制度之艰难！我曾经撰文称，官产公开是中国执政党无法绕开、不得不跨越的一道坎。跨过不了这道坎，一切反腐倡廉承诺和条条杠杠在国民的心目中都将失去效力，公信也将不复存在。

诚然，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在其中具有“重点突破”意义。它是官员通往清洁的“第一座界桥”，“第一座界桥”不过，其他则免谈矣！但是，要中国官员过“桥”太难，因为“桥头堡”的“火力”太密集太猛烈，那就必须先把“桥头堡”“炸掉”。谁来当“炸堡”的“敢死队”呢？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宁夏银川等“试点”，他们都不具资格。毁掉一地区的“桥头堡”，何况不能“善终”，对于全国来说，基本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敢死队”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表率意识、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据此标准，看来，非中国党政最高层莫属。他们的率先垂范，最具保证性、最具权威性、最具深远意义。如果说这也算试点的话，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试点。他们一旦付诸行动，即会引发整个神州大地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什么非议、反对、阻挠都将被冲刷荡涤，不复存在。紧随其后的，将是立法的跟进，全国党政官员的上行下效和人民群众的欢呼拥戴。

中国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孰生孰灭，何去何从，人民群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