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让社会公德永闪光芒，恐怕法律还是不能袖手旁观

社会公德是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支柱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展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窗口”。然而，当那些连小学生都懂得的基本道德准则渐渐远去，我们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社会公德呢？

2006年南京一老者被撞倒受重伤的“彭宇案”，似乎让很多人都得了彭宇“后遗症”。三年多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彭宇案”的翻版。59岁的豆饼大妈把拾得的1700元交还失主，失主坚称其“贪”了6500元。75岁老汉从公交后门跌倒在地,众人却不敢施救,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刘先生捡到空钱包，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钱，然后才打了110报警……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钟晓渝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要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心施救者保护法》，或者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将好心、善良、无偿的施救行为纳入法律调整和保护的范围,这样才能弘扬社会正气和美德，让好心人敢于做好事。

钟晓渝委员的建议不无道理，“拯救”社会公德,法律责无旁贷。法律和道德原本都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有些道德准则最终被立法者写进了法律，而有些法律也得到普遍认可最后演化成道德。“彭宇案”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后遗症”，恰恰反映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深层冲突。“拯救”社会公德，法律不能置身事外。把渐渐被人们忽略的道德写入法律，用国家强制力保护起来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该怎么“拯救”？真的需要立一部《好心施救者保护法》，或者《无偿施救者法》《拾金不昧免责条例》吗？笔者以为，不然。一方面，我国的社会公德并没有沦落到需要单独立法来挽救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此单独立法必然导致我国法律体系混乱繁杂。单独立法保护显然不符合我国现实的法治状况，但是依托现有法律把类似的好心施救、拾金不昧等行为纳入法律调整和保护的范围，是可取的。

从现实看，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以捡到他人财物为例，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但是权利人在领取遗失物时，只应当向拾得人支出必要的费用。对于必要费用之外的支出，给不给则只能看权利人的“人品”了。不仅如此，捡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还得“妥善保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还得“承担民事责任”。字里行间，我们都感到拾金不昧、“天上掉馅饼”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一不留神，还被人“咬一口”，说你偷的，说你是“有保留”归还。你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但是没证据，也只能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要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让社会公德永闪光芒，恐怕法律还是不能袖手旁观。笔者以为，应该对相关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增加关于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行为的酬劳规定和免责条款，在出现类似于“彭宇案”、“豆饼大妈”案件时，在举证责任的承担方面应该有所倾斜，让现实利益取得者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唯有如此，当路见不平时，人们才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不是冷眼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作者：陆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