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榆树市于家镇村支书王某为了敛财，花500元钱雇来一个“小姐”与其儿子假结婚摆宴席，收了近6万元礼金，最终该女子被识破。据了解，王某于2002年8月份走马上任，几年前，就因为截留该村赈灾退税款，被村民揭发受到处分。（4月15日《新文化报》）

这两天辽宁、吉林分别曝出有关于村支书的怂人消息，一个在自家豪宅和祖坟前装摄像头，另一个干脆雇小姐与其子假结婚敛财，情节之奇几乎赶上了志怪小说。接连发生类似事件，已经让民众不能将其当成偶然事件处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单纯从个人品行来看待这种事显然不行，有敛财前科的村支书能够安坐8年，这足以让民众产生除开品行之外的联想。

众所周之，在我国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而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自治内容也仅限于自我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政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单位，也是理想的民主模式——村民选出主任，主任对村民负责。但事实上，村民手中的选票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乡村一级的自治组织乱象频仍，乃至出现公开敛财的现象。

这不是理想的民主模式造的孽，而是现在的乡村治理缺乏内在与外在的活力。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业、农村、农民退居到弱势地位，农村经济在大部分的乡村都是市场外衣包裹下的小农生产，乡村有限的承载力让青壮年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都涌向了城市，留下老、妇、幼、残这些弱势人群。

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农村，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人群也不在农村，没有这些，在实施乡村自治的时候，又能够引起村民多大的响应，起到多大的实效？农村形式化的选举就是例证，村民没有经济的动力去选举，而是把选举当成走走过场的任务。村支书是村领导班子的带头人，也是由基层选举产生，真是走走过场的话，问题支书上台也就不可避免，村支书假结婚敛财的闹剧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乡村自治只是美好的诗篇，选上去的村支书偏离了农民的本意，他的所作所为，老、妇、幼、残这些弱势人群也无力监督。唯在让人瞠目的违法违规行为出现的时候，媒体才会关注，社会舆论才会关注，领导也会批示，但这只能针对个例，治本的措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