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玲/图 来源：红网)

安徽六安市舒城县城区的多所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上万名学生在4月26、27日两天放假。放假的原因仅仅是这两天县城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昨日，舒城县政府副县长余靖向记者表示，给学生“调课”是为了避免开会期间出现交通拥堵。（4月29日《新安晚报》）

“调课”自然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一个会议就让上万学生放假两天，未免太过兴师动众。不免好奇，这个会议有着怎样的“重要”？不免感叹，地方政府这份“敏感与缜密”，总能把“小事”闹得一本正经。会议何其之多，有哪些可以名曰“重要”？又有哪些可以“重要”到可以让学生停课？显然，公众不知道答案。在地方官场生态中，能给出回答的，不过是握有公权的那些人。

诚然，有些会议的确重要。为了顺利召开、确保与会者人身安全，对公共生活做出必要限制很可以理解。如奥运、世博之类，难免会给市民带来不便，却必然不会引起太多不满。然而，舒城的“会议”终究没“重要”到那个程度，理应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的干扰。“强制上万学生停课两天”，既没有必要且缺乏正当性。考量其操作成本，“停课”代价巨大：尽管不影响学生有效上课时间，却打乱了公众常态的生活节奏。除此，此举更是造成了政府作为与大众认同感的割裂，民众之不满与排斥势所难免。

舒城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余靖言，“停课乃是为了保证会议期间交通通畅”。但这样说辞显然难以自圆，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不可逆转的力量，使得此会不得不在26、27日两天举办。为什么不在双休天开会呢？那时学生本就不用上课。非但如此，双休天职员还不必上班呢——按照余副县长的逻辑，如此岂不更能缓解交通。需要厘清的是，学生停课固然是疏导交通的有效方式，但不是最合理、代价最小的方式。

地方施政者的决策逻辑，很多时候不是基于“效用”考量。也就是说，政府行为并非权衡“执行成本”之后的理性产物，更多只是基于权力群体的私意偏好。在舒城停课事件中，对民众常态生活秩序的尊重与捍卫，显然在决策考量中居于次位。基于此，公共利益利益无奈让位于官员便利。

在相当多地方，民众现实利益，一次次让渡给权力群体。甚至，要让位于一种偏执的“仪式感”——开会不限行、不停课不能显其“重要”。舒城这场涉及万人的“调课”，仅仅是为了交通畅通吗？难道不是异化的“仪式感”作用于官场隐性文化，而产生的“小题大做”？这个问题注定无解。或许，所谓“停课”（调课）不会影响学生课业，但却提示这个社会反思，如今有着怎样的决策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