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了两次举世震撼的地震救援后，我们可以从两大范本“取”下若干页，去“教化”另一种救援——它的名字叫“贫困救援”。“贫困救援”事关人的生命，事关人的尊严，是无法回避的一道新题目。湖北贫困母亲杀死重病女儿后割腕自杀（4月27日武汉晚报），这条消息横在眼前，触目惊心。

因病致贫，而后因贫致绝望，这样的路径，如今又添新的事实。虽然这位母亲被救，但是3岁多的女儿将永远不能感受到人间的丁点温暖。

检索“母女自杀”关键词，笔者的眼前跳出的是一条旧闻：2005年4月17日上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一名母亲拼命把10岁左右的女儿往江里推。一个月前，这对母女从四川来到南京以乞讨为生，但“活得太苦了，活不下去了”，这名母亲打算将女儿推下大桥后，自己跳桥。两个月之前，快报报道，因为无力帮儿子买房子，一位父亲纵身从楼上跃下。

当个体以放弃生命来表达对于人间的绝望时，又如何能看清这中间究竟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还是一种对命运的妥协？我们无法回答，所以当长江大桥上的那对母女“完美”被救后，我们也不能视之为圆满的大结局，甚至视之为一出喜剧。因为，和各种非正常死亡相比，因贫而死，更让人心碎。

问题是，这类事体，往往是一嗟叹、一顿足就告一段落，如今，又有多少人还记得长江大桥上那对令人揪心的母女呢？我们又有谁能确知她们在好好活着呢？为他们，笔者5年前写下《城市必须关注边缘人状况》一文，实际上，在必要的援助到来之前，任何话语都是无力的。这就是一个评论人当年的愤懑和今天的无奈。特别是，公众的视线也因为这类事体指向房价和看不起病等各个诱因而分散，具体的感受当然大为浅薄。其实，在生命之消亡上，只有一种“自杀”。

面对绝对的贫困，绝对的弱势，绝对的无援，人的生命存亡，其实早已在一念之间。这种逻辑，拍电视剧如此，处世也如此。“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国哲学，颇有些遮盖苦难的意思，就像一面奇异的镜子，将那些不能忍受厄运的生灵照得支离破碎。

问题是，在各种无关紧要的嗟叹和分析中，我们恰恰淡忘了对生命之逝的反思，更淡忘了对贫困生命源源不断的救援。

张承志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无援的思想》。与思想的无援相比，生命的无援最让人扼腕。试图和女儿一道离开人世的那位母亲，应该也知道“好死不如赖活”吧，应该也听过别人的劝告吧，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强大有力的贫困救援机制，如果没有举国的慈善力量向贫困群体的倾斜，那么，再多的泪水，再多的劝告，其实也只能成为一时的创口贴，而不能成为个体生命中永恒的支撑。我们现在惋惜的就是对贫困群体的救援还没有成为一种常态。当然，我们有低保金，在同一片蓝天下，穷人也获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权益关照，然而，一夜之间陷入绝境的事情还很多见，这个时候，低保金难以拯救绝境中的人们。当低保金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场大病，一场大灾，将是其无力对抗的。

问题是，我们缺的不只是钱，我们最缺的是有关贫困救援的机制。中国式慈善有着诸多难以摆脱的困局，但是最大的困局莫过于，这种慈善多表现为灾难慈善，很少表现为贫困慈善。我们信服于“救急不救穷”，提防于穷人的“无底洞”，却忘记了各种救援“出发的目的”应该永远都是出手相救，就像有良知的医生，对任何病人都会不问原因进行人道主义施救。个体由于财力和精力的有限，不由不说“救急不救穷”，但是千万不能任由“救急不救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句托词。

这样的“医生”在哪里，这样的“手术刀”又在哪里？这才是我们最该反问自己的。先不问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无底洞”，还有多少麻烦，而是见病就看，就贫就帮，并且自信于通过这样的作为，贫困病只能越来越少，这才是理性的社会。

有学者指出，早在1536年，英国就颁布了《亨利济贫法》，它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承担一定的职责。

反观我们，我们的社会救济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望出台”，可直到今天还走在路上。在常态化的救助问题上，我们的基本生活救济已经初具框架，但是“极端情况救济”还八字没一撇。正是在种种的遗憾之中，才出现了低保户受慰问激动而死的悲喜剧。

这个时代，穷人，尤其是绝境中的穷人不能仰望于某个领导某个富人的恩赐，只能仰望于自己的国家，仰望这个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姗姗来迟，那也是最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