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被要求今年内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2008年8月11日，中组部下发《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行干部自主选学”是“改革创新的主要措施”之一。今年，一场司局官员的“校园计划”据此展开。（5月7日《重庆晚报》）

官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即使学得不是最新的东西，温故也能知新。中央展开“校园计划”无疑是明智的。很多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标题特别提出“《周易》成首选”这个新闻点，我认为也不能因此指责官员不学无术、热衷八卦。选择感兴趣的东西来学习是人的天性，《周易》也是中华瑰宝，其核心是辩证法，官员可能正缺乏用辩证长远的眼光来处理现实中的问题。

报道中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官员们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对学习感兴趣，享受着教室、食堂、操场的学生生活，换句话说官员们放下架子，把自己定位成了学生。与此同时，高校的举止态度就显得不正常了。不是老师用考试等手段来评价学生，相反老师要接受学员的评议，得分较低的课程，可能会被调整。课程结束后，人大常务副校长冯惠玲等进入教室，给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以后大家都是人大校友，会进入校友录。欢迎大家经常回来，从网上回来也可以。”人大党委组织部部长高德步说。北大亦向学员颁发类似证书。“当然，也得人家认，人家不认，也没办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对记者说。他希望能将学员纳入校友体系中，“共同关心母校的发展”。

短短5天的学习时间，高校就显示出对“官本位”的媚态和崇拜，不单老师要取悦于学生，课程设置、教授教学依学员的喜好进行调整，更巴不得跟这些高官攀上校友关系。人大直截了当的说：“大家都是人大校友，会进校友录”，北大还稍有自知之明：“也得人家认（母校）”。人们把自己毕业或肄业的学校称为“母校”，教育背景好比自己的“第二出身”，像母亲一样影响或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说在某个高校学习过哪怕一节课就能算作母校的话，这些高校认官员当校友的做法无可厚非。问题是即便是北大、人大这样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校，区区几个课时未必能让官员们心甘情愿的“认祖归宗”。他们从一个普通人走上仕途、到如今加官进爵，成为中央高级官员，都发生在上这几堂课之前。当他们功成名就时，就想方设法地攀上渊源，希望他们能“共同关心母校的发展”，胜利的果实被没有耕耘者攫取一般。以高校的一贯做法，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是没有资格进校友录的，因为他们无法关心“母校的发展”的，他们不可能像官员富豪那样给学校发展带来实惠，即使这些能攀上的权贵没有实际为学校做什么，可报出他们的名字就能平添威望。

今年年初，一名中国留学生向美国母校捐款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2002届耶鲁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赠了888万8888美元。他决定捐款的理由是，耶鲁的教育制度“改变了他的一生”。张磊曾经是高考状元，是人民大学输送到耶鲁大学的精英，他成功时不说高考改变命运，不把钱捐给国内大学或是急需用钱的贫困地区，而把耶鲁当做真正“改变它一生”的地方。今日，看到国内高校争夺官员校友的势利做派，更能理解张磊向耶鲁的捐款行为。要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赖在校园不走，高校恨不得把他们都尽快赶出去，摆脱干系，要是真有一天落魄的学生发达了，回过头来会感谢“母校”吗？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的高校对校友的成长非常关心，这种关心一直延续到终身。学生毕业的时候，学校会进行就业指导，学生离校之后，母校与之的联系也一直伴随左右，有校友会帮助学生找工作、实现人生理想。

张鸣教授曾抨击高校不良风气：很多大牌教授根本不上课，他们只对外出走穴捞钱感兴趣；他们的课题或论文都由研究生代劳，他们只对招官员招大款读博士感兴趣。以致有的学生说，现在的教授，招学生，要一个有权的，一个有钱的，一个作陪的。对于失去底线的高校，媚权贵、“官本位”崇拜盛行，现在区区几个课时就想方设法地让官员校友促母校发展习以为常了吧。2007年6月14日的《南方周末》以《北大学生崛起政治舞台副省部级以上官员57人》为题对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进行不完全统计，相信要是把今天在高校短期培训过的官员也算成“校友”，数字比例还会扩大吧。标榜自己政治舞台“崛起”的大学还记得1919年5月4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