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3日召开的昆明市“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现场调研会”上，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指出，要将草海打造成世界一流、与杭州西湖媲美甚至赶超西湖的“城市客厅”和“城市名片”。随后他话锋一转，表情凝重起来：“有些拆迁工作还是有愧于百姓的！”（新华网8月15日）

在过去的十年里，“拆迁”这个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词汇，肩挑着“暴力”与“暴利”，游走在公权与商界之间，艰难地拉动着城市发展的马车踽踽前行，既演绎了无数人的喜怒悲欢，更消耗了“政府公信”的太多“内力”。

面对政界人士讳莫如深的集体缄默，“张大市长”敢于打破“无可奉告”的官场辞令，对“拆迁”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的自我反省，确实显示了公权阶层为民众尊严“不懈努力”的倾向，但这种“刘备摔孩子”似的“捎带式”道歉总免不得让人产生一种“鳄鱼眼泪”的“错觉”。

毕竟，纵观时下各地花样百出的发展模式，与上世纪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一样，在久未除根的“民族悲情意识”刺激下，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发展大旗被接连竖起，“钢筋水泥”构筑的繁华“泡沫”虽然满足了部分国人的“大国”虚荣，但“社会民生要从区域发展的虎口中夺食”的转型悲剧也在同时上演。一些盲目跟风、刻意模仿建成的“城市地标”也最终蜕变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城市垃圾”。

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策略有可能会使权力与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资本”。而当“权力资本”无限制地进入到社会领域，地方政府甘愿充当开发商的马前卒时，“高楼下面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将不再只是电影中的台词，而将变成埋葬公众利益和市民幸福感的“墓志铭”。

“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城市扩张”和政府“烧钱”运动只会带来GDP跳动的瞬间幻象，遗留下来的则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分配的严重失衡以及“积重难返”的民生欠账。

因此，“愧对百姓”绝不应当只是口头说说就完事，更不能成为政绩驱动下大兴土木、权力寻租的“光鲜”借口。政府部门眼下真正亟需做的功课是发挥好“资源分配”的杠杆作用，将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置于“权利对等”的博弈场域内，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来反哺社会民生投资的不足。如此，才能拉近政府与民众的心理距离，提升共同维系的“公共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