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今后一段时间，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都要报上级审批。（见2010年8月8日《京华时报》）

这一非常的司法规定，具有特殊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强调，办理诽谤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一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二要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三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的制度，以便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由于群众利用举报信、发短信、网上发帖等手段，对个别领导干部腐败行为、搞政绩工程等进行批评曝光，乃至使用了过激言语，当地司法机关在领导的授意或压力下，对当事人以诽谤罪予以追究，以致造成多起不该发生的冤案。如，河南灵宝王帅帖案、济南红钻帝国事件、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山东高唐网案，四川蓬溪发帖案等。

事实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采取对诽谤案批捕权上提的非常措施无疑是必要的，其好处之一是，有利于遏制少数官员利用司法机关压制群众监督。例如，2006年，安徽省五河县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李茂余、董国平因发了一条短信，反映时任县委书记徐社新有受贿行为，被以诽谤治罪拘留10天、罚款500元。但4年后的今天，徐社新真的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之巨。此事说明，若上级司法机关能够严格把关，冤案完全有可能避免，而反腐机关重视教师的举报及时介入调查，徐社新就可能不至于继续经营4年之久乃至升任宿州市政协副主席。好处之二是，能够重塑司法机关形象。司法本来是独立的，但由于屈从于地方官员权力淫威违心办案，客观上压制了群众监督，保护了贪官或违法行政行为，使司法机关自身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对诽谤案批捕权上提，确保办案质量，使司法回归独立和公正，无疑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形象，也会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好处之三是，可以营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监督环境。权力置于监督之下，才能遏制腐败，防止施政的随意性。动辄给群众监督戴上“诽谤罪”的帽子，并把当事人送进监狱或拘留所，就会恶化监督环境。把好“诽谤”定罪关，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排除在“诽谤罪”之外，才能让群众敢于监督，进而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促进政府暨官员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国家，司法机关负有特殊责任。排除权力干扰，维护司法独立，及时矫正基层司法机关出现的执法偏差，是最高司法机关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诽谤案批捕权采取的非常措施，意义就在于此。而值得引起关注的，还有一些地方以维稳为名，对上访人员、房屋被拆迁群众动辄以“扰乱社会秩序”治罪。我们同样期待，最高司法机关也能够对此尽快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