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代价”的价值分离出来，其实和“资产”的价值有共同的物质概念，付出和拥有都是直观的，令人怦然心动的。犹如“资产”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一样，代价也有“直接代价”和“隐形代价”。但人们往往注重直接代价而忽视隐形代价，当利益的得失能用真金白银来换算的时候，才知道代价的大小。就像武汉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举报违章有奖活动，当半年后警方付出200万元奖金，而全市的交通违章量却没有下降，才知道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试错。为什么说武汉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举报违章有奖活动是公共政策的”试错”？因为武汉是全国继广州、深圳等城市之后，第三个开展市民举报违章有奖活动又停止的城市。

诚然，“试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获得知识常用的方法，即根据已有经验，采取系统或随机的方式，去尝试各种可能的答案。但武汉市公安局交管局此举还是遭到了舆论的诟病，问题出在“市民举报违章有奖”的诸多问题，早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实践中就已暴露，这一举措虽于法有据，但效果不佳。武汉不过是用半年的时间再度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引证。前车之鉴犹在，为何挡不住武汉警方一心试错的决心？

为什么对武汉的“市民举报违章有奖”半年就取消会大惊小怪？其实是直观地看到了“试错”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半年花了200多万奖金，而“200多万元足够安装40个电子眼，基本可覆盖一些违章现象多的路口”，这就是武汉赶紧改弦易辙的道理。这种做法其实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公共政策能这么快被纠正，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当然，我们的理想是要求每一个政府部门不做这样的“试错”，但在批评武汉这个举措的着眼点里，可能忽视了更深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相关的政府部门为何能及时意识到“市民举报违章有奖”无法为继？还不是因为诸如武汉“200多万”的奖金支出？试想如果一个公共政策的失误没有直接的经济代价作衡量，谁去估算造成的隐形代价？而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会心疼，又怎么会去及时纠正？事实上，公共政策出现偏差或失误，其后果是不可预计的，所以我说，花200万用作公共政策试错，并得到及时的纠错，其代价不算大。

那么，还有多少不切合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公共政策，在暂时没有直接经济后果作比较的情况下还在大行其道？这才是最值得引起重视的。在这个把发展经济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现实下，对利益得失大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然而，作为公共政策对一个社会的意义，并不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是在正确的、先进的公共政策推动下，让社会有序合理的发展，让社会体现正义和公平。这些有益的社会效果，很多不是直接的经济得失，而是间接地平衡了社会关系、消解着社会矛盾，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在这方面，由于公共政策的失误引起的潜在消极后果，就不像武汉的“200万元”那么显而易见了。大到强制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小到“高温费”、“加班费”造成的社会不公，无不给社会的进步设下障碍，这不就是因为公共政策的缺位或者失误欠下了社会的“债”？这笔“债务”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也正因为这笔“债务”没有“200万元”那么直观，还不足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所以也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但是，这是有代价的，这样的“隐形代价”比起“200万元奖金”之类，其代价只会更大。

我们有幸从武汉的“纠错”中看到了一种可能，当政府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失误引起的后果感到心疼时，这些政策是能够得到矫正的。那么，还有类似的政策偏差、失误甚至错误，只要政府部门看到隐含的危害性，看到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会像果断停止“有奖举报”一样，终止公共政策引起的社会乱象，让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