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对广大公民来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将居民收入“普涨”列入5年计划的富民措施是最大的亮点。

改善民生不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话题，但“普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超越了先富带动后富的阶段，进入了共同富裕的新历史时期。可以说，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升级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已位居全球第二，强国梦看来实现了，但人均GDP仅接近4000美元，与强国的地位并不匹配。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民生收入分配失衡，许多民众未能“水涨船高”地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富强，相反落入社会的底层或被边缘化。早在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8，而基尼系数0.4就已经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如果到了0.5，那就到了危险值。所以，发展不是简单地看GDP反映的经济综合实力，在转型发展中不加高民生短板，将有可能使改革成果功亏一篑。

然而，“普涨”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乱发工资。时下，比较可行的“普涨”是涨公共服务。尽管还有少部分人缺吃少穿，但多数人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如果没有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的压迫，还会过得更好一些，但居民为昂贵的公共物品埋单之后，小康往往成为“被小康”，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短缺，使广大居民不得不节衣缩食进行储蓄，制约了内需消费的扩大，进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所说，“首要的就是要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到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据国外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至少压低十个百分点的基尼系数。此前，并不算很富裕的陕西神木县、吴起县分别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降低了基尼系数，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为居民收入普涨找到了突破口，现在是大范围推广这种社会改革经验的时候了。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普涨”突破口，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长远的推动作用。回顾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强国和富民的道路，无不与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关，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实行“四民平等”，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教育等改革的成功，使日本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为工业化提供了人才。更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起点的平等，使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增强了国民的凝聚力。日本在较长时期内都保持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质，甚至连企业都开办学校，提供免费的企业教育培训。早在甲午战争时，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就已超过日本，现在位居全球第二也不值得过多夸耀，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还得虚心向老对手们学习。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居民收入普涨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不是问题，于是有观点认为加大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会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导致体制复归。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等于福利过度，不等于不要竞争和效率，相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减少公民和单位的后顾之忧，将创造力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科技发明创造和文化创意产业中，这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不是一句空话。如果要说体制复归，那么我认为，哪怕复归到虽不富裕但居民收入“普涨”、社会公平的体制，都比延续经济综合实力看起来很强，却只有少数人“单涨”的不公平体制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