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象山县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有两个行贿受贿案，其中一案受贿官员刑满出狱后，行贿人给予他“补偿款”数百万元；另一案受贿官员还在坐牢，行贿人已筹集100万元，打算受贿人出狱后进行补偿。这种情况算不算犯罪，法律界目前存在争议，有人呼吁完善相关立法。

根据媒体口径，行贿人给贪官坐牢补偿是“一种新现象”。现在有检察官亲口讲出案例，受贿前官员到处嚷嚷，媒体如实给予了报道，自然算“新现象”。但也不是真的新，网上早有帖子说，一些贪官坐牢后，监狱门前豪车如云，探监慰问者不绝于途，见面礼除了情感慰藉，少不了送金赠银。对此，很多人也有所耳闻目睹。

行贿人与前官员之间的这种交易有害于社会正义，很伤公众感情，专家们希望找到办法予以打击。有专家说，如果“坐牢补偿费”是贿赂双方在贪官入狱前达成的某种约定，应仍按行贿受贿论处。更激进的专家认为，不论他们有无约定，都应按受贿罪打击。但困难明摆在我们面前：行贿人与贪官有没有事先约定，只有天知地知；出狱贪官已无公职身份，根本就不成其为受贿主体。如果贪官不到处嚷嚷，我们连有没有“坐牢补偿费”都不知情，打击从何说起？

既然“坐牢补偿费”已经自我暴露目标，我们理当集思广益，拿出应对之策。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把所有心思与精力放在抓贪官上，尚有不足。莫说贪官个个隐藏很深，识别不易，就是他们全部暴露，光是走司法程序，就要牵扯有关部门无数时间和精力，成本巨大。我们能不能把工作做到前头，防腐于权力未腐，以代替目前这种抓贪官的模式？

防止权力腐败，防腐于未然，是完全可能的。从世界吏治的实践来看，防止权力腐败已有一些成熟的做法，可资我们借鉴参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复强调建设责任政府，基本内涵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监督与制约权力。我们应当回应社会现实的内在需要，把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原则落实到制度中，防止权力运行偏离我们为它设定的目标。

多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反腐力度，查办的腐败案件年年有增长，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通过总结经验，我们也应该看到反腐工作之不足。我们强调提高官员腐败的成本，经常明言“杀鸡儆猴”的司法命题，但这种事后的追究，能否对官员产生足够的吓阻作用，很值得冷静思考。

“坐牢补偿费”的公开化，给追究式反腐敲响了警钟，催人猛醒。“坐牢补偿费”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也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坐牢意味着前官员已经下台，行贿人从实用主义出发，也不会在他们身上投入太多的金钱和感情。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行贿人可能通过支付“坐牢补偿费”赢得社会信用，有利于他继续钱权交易。坐过牢的贪官也可能利用官场人脉，心安理得地做钱权交易的皮条客。而目前法律拿它没辙，也是事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光想着追究贪官，“严惩”贪官，还要想办法让官员不贪，让他们欲贪而不能。把工作做在前头，一方面可以保全官员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而且降低吏治成本，可谓一举而三得。反腐的重心应当放在哪里，已是一目了然的事。（杨于泽 原题：坐牢补偿费：纵使受贿也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