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20年前，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6年前，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13年前就已经从刑法中删除。牛玉强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宁波晚报》12月2日）

刑期该不该被顺延，显然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如果顺延的确是“合法”的，那牛玉强或将不得不承受这一“在劫难逃”的命运；如果顺延被证明是非法的，那对于牛玉强而言，显然是极大的不公，监狱方面应立即释放他，并对其进行国家赔偿。

而就目前所得到的信息来看，我们似乎很难对“顺延”这一司法动作的“合法性”或者“非法性”作出斩钉截铁的倾向性判断。客观而论，无论是监狱方面，还是牛玉强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消极”色彩：前者虽然屡屡发函请求北京公安部门“协捕”，但在对方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竟然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没有进一步的司法动作，直到2004年才派人直接“抓捕”；后者，坦率地说，在保外就医的10余年里，亦没有主动联系过监狱方面或者作出再次“续保”的司法请求，这也是我们不应讳言的事实。在牛玉强隐秘的内心世界里，或许他一直怀着某种侥幸心理，希望他是那个“被监狱遗忘的人”。

纵观整个案情，新疆石河子监狱，显然存在一定的，甚至可以说是重大的司法疏失；而牛玉强保外就医超期不归，在法律层面亦难脱责任。不过，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因为牛玉强“超时未归”而顺延其刑期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牛本人身上，监狱方面在掩饰和无视自身在其中难以推卸的责任。这对于牛玉强而言，仍然是不公不义。

即使果真存在顺延刑期的情节和理据，但有鉴于监狱方面的疏失，以及在司法沟通环节中出现的至今混沌不清的状况，牛玉强似乎也不应该被不折不扣地顺延12年徒刑。这个在14年的时间里，深居简出，讷讷无言，如履薄冰，每逢敏感时期都到当地派出所报到的人，没有逃窜，也没有再次犯案，而顺延12年的徒刑，几乎是在宣告他这14年的如临深渊般的“奉公守法”的日子，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一种“犯罪”。

无论刑罚是否适当，我们其实更应该回到牛玉强这个人本身。一个在“严刑峻法”的岁月里被课以重罪的18岁少年，一个仅仅因为一顶帽子和一次打架而被判处死缓的人，放在今天，这样的罪名及其刑罚实在无法匹配。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也应该尊重“罪刑初定”的原则，但我们更不应忘记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句名言：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

法律的慈悲心，应不应该在牛玉强身上闪耀一回？或许仍然是有争议的，但在一个早已没有“流氓罪”的国家，却还有人因此而服重刑，无论如何，都令“罪刑法定”原则产生摇摆。如果我们相信，在所有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一部亘古永恒的“自然法”，如果我们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无论什么法律都有为“人”让路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