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管局帮歌手那英的助理警车开道取演出服的风波尚未平息，又传出北京市政协顾问建议向警车开道“说不”的新闻。（1月16日《新华网》）

报道说，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许为平表示，工作行程中“一路警车开道”，“作为委员是来给政府出主意的，怎么能享受这种特权呢？”许为平强调说，在香港，再大的官也是普通人，都没有警车开道的特权。

有道是“人人都喜欢平等，但人人都很难拒绝特权”。领受了警车开道的便利，却直陈其中的流弊，较之那英“交警这时不用啥时用”的“习惯性享受”心态，许为平先生此番颇有良知的感言，着实可贵。许先生是讲究说话艺术的人，与其是称自己不能享受这种特权，不如说是在批评北京市有关方面不该安排此种特权。

昔有“鸣锣开道”，今有“警车开路”，两物生成虽年月不同，表现形式有别，其本质却无异。古代官宦出行，定是随从、兵勇成队，配铜锣若干，一路高呼“闲杂人等闪开”，既显官威又得畅道，此曰“鸣锣开道”矣。如今，没有了鸣锣开道，却时常能看到警车开路，没有回避的虎头牌和皂隶，却出现了凶悍的警员和“靠边、让开”等尖厉的警车语言。

权贵出行百姓回避，在公众的诟病下收敛了许多，但发生在北京的这两起与警车开道有关的事件，尽管那英已公开道歉，市政协顾问也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不安，我们还是再一次感受到权贵者的强势和戾气。

“鸣警开道”与“鸣锣开道”何其相似，都是叫“闲杂人等闪开”。那么，谁又是“闲杂人等”呢？上下班途中的工人？进城务工的农民？上下课路上的学生？抑或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为何权贵者一上路，百姓的半边路就给封了呢？这样一闹，本来好端端的心情立时糟透。

如果说，它们有不同的话，那就是“鸣锣开道”远不及“鸣警开道”吓人。因为锣鼓是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打击乐器，逢年过节，喜事庆典，倘若不闻锣鼓声，恐怕就少了些喜庆热闹。而警笛则不同了，哇哇怪叫，车辆和行人慌不择路，纷纷躲闪，避之唯恐不及。警车过后，准是一片嘘声。由此看，泛滥的警车开道，比起封建社会一班衙役跟班抬着大轿鸣锣开道的阵势，扰民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普通老百姓与权贵者比起来，尽管其从人格到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语境中，权贵者与普通老百姓孰轻孰重，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像赶牲口一样驱赶“闲杂人等”，就是不用高音喇叭叫喊“让开”，还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吗？

官民关系“应然”与“实然”的严重脱节，已非一朝一夕。时下，虽然没有谁敢公开叫嚣“老百姓算老几”，但在一些地方，拿老百姓当闲杂人等的空气、土壤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理念，已经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逼到了死角。

网上舆论热闹一阵以后，会逐渐淡出，诚如广西北海市负责强拆的官员所言，“闹出人命最多网上热闹几天”。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次又一次的，诸如警车开道泛滥这类事件，除了惊耸听闻和遍植仇视，有没有正向的、富于建设性的价值和意义？

道歉和建议很容易，而清算“视百姓为草芥”的土壤却艰难备至。权力转型是一场艰辛的跋涉，祛除弥散在权力之上的官本位沉疴尤其艰难。改变“重官轻民”的畸形权力伦理，是一种进步，更是大势所趋，而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告别会令许多人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