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存储器U盘就够用了，偏要高价购入奢侈的苹果iPod Touch4；一个普通对讲通讯便携设备就够用的警务通，偏要天价购入iPhone4；明明多摆放一些结实木椅就可以的法院休息厅，却要计划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明明某款笔记本电脑市价不过万元，却偏要借功能配置之名出数倍的价……这般离奇事例尚未尘埃落定，又曝出宁夏财政厅一次性豪购25辆奥迪A6轿车的新闻（1月27日《城市晚报》），还有南京住建委某部门为文职人员统一配发单价3000元的“冲锋衣”做工作服（1月27日《扬子晚报》）。

以上事例只是“奢侈享受”的冰山一角，之所以被曝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网络中标公示期间被“偶然”注意到，且与民众对日常消费商品的熟知度有关，随着采购类别技术含量走高，采购商品越陌生，公众就越没有甄别力，即便是违背常理的浪费性乱采购，也不易很快发现。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还存在很多没被发现的奢侈浪费采购。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逐步推行政府采购制度，2002年中央国家机关全面实施了政府统一采购制度。2006年后，政府采购制度基本推行到了各级各类机关和事业单位。有人做过估算，政府统一采购后每年至少可让国家财政节约数十亿元。有经济学家则从制度经济学上算了账，认为政府采购制度运行成本会使政府多支出20%，但腐败成本的下降，又会令政府大赚30%，甚至更多，因而这个制度是可行有效的。环顾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采购制度几乎为各国政府治理环节中必不可少的，其中德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做得最好的，很少出现采购丑闻。

一个有效的政府采购制度，首先来源于科学、审慎和合理的预算编制。新加坡一直奉行“以收定支，审慎理财”的政府采购原则，杜绝大手大脚花钱。澳大利亚为了预算编制的合理性，甚至对一枚螺丝钉的采购，都会要求采购申请人作出全面的回答，随时接受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巴西和德国都有针对预算编制的独立审计机构，而美国则多设了两个门槛，预算要授权，拨款也要授权，不是预算一过就可以随意花钱。这样的结果，保障了预算资金来源的透明和预算采购使用的信息充分化。我们之所以在中标公示时才会冒出“天价”奢侈品，我们之所以控制不住政府采购金额每年以23%的速度递增，就是因为很大程度上部门申报预算时没有得到充分的、专业的审视，也因为事后监督和问责机制乏力，这自然刺激了部门豪购之风。

另一方面，政府采购制度的运用，是否实现了它预设的防止腐败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采购执行人制度。在俄罗斯的反腐名单中，政府采购部门被视为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机构，因而在制度建设上尽量地让采购部门置于一个独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防止在采购招投标过程中发生权钱交易，浪费纳税人的血汗，或干扰市场正当竞争。我国很多地方把统一采购权简单地交给财政部门的某一处或某一部门，权力过分集中，一旦失控，造成的损失以及对市场的损害，显然会大大超过25辆奥迪A6的金额。（和静钧）原题：有些政府采购何以如此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