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盗，浙江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坑郑村岙底自然村的76户村民居然自发集资50万元，沿村庄修筑了一道7米高、500多米长的围墙，将村子“围”起来。城门上安装了磁卡门锁，村民需刷卡方可进出。近日，这则消息引发了网友热议。坑郑村村委会主任阮国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与其他村干部一起想出来的点子，“办这件事，村民们心最齐”。（1月30日《广州日报》）

看到这则新闻，同样在外地务工的我，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媒体报道的两起类似事件。稍近的一起去年4月发生在北京大兴区，基于一些村庄环境和治安秩序差，大兴区政府专门拿出9000万元资金，通过“建围墙、安街门、堵路口、设岗亭”等措施，对村内人、车实行持证出入，实行“封村”管理；另一起是在浙江温州，从2007年4月份起，温州警方对暂居温州、有过犯罪前科的人，或劝离、或驱赶，而经过抗争留下的人，则生活在警方管控的阴影之下。自然，这两起事件一经媒体披露，随之引起全国人们愤慨。

回到台州这起“高围墙防贼门”，相较于北京和温州，台州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高围墙一筑，凭卡进出，则“宁可抓错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在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思维下，不管是小偷还是外地良民，只能望“墙”兴叹了。这个村子也就自然成了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很显然，修筑高围墙防贼，这是对外来人口的变相歧视，纯属排外之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凭刷卡进出，而将非本村村民阻挡在外，这对于非本地村民而言，无异于“有罪推定”，在潜意识中把村民当作“贼”来防范。毋庸置疑，“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即便是小偷也有人格和尊严。而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小偷，要以证据说话，而不能事前推定。小偷在发生盗窃行为之前，也不应当被贴上“小偷”的标签。更何况，对更多的不是小偷的流动人口来说，这显然是赤裸裸地“身份识别”。

可以理解当地村民防盗的心情。小偷，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估计没几个人会喜欢的。但防盗不能如此简单了事，搞“一刀切”。尽管阮国麟说，城墙建好后到目前已近一个月了，村里还没有发生一起盗窃案，但需要质疑的是，围墙修得越高越长是否更安全呢？答案是否定的，很显然，墙的高低与安全没有太大的关联。一个月没发生一起盗窃案，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发生盗窃案。一个最浅显的事实是，现如今家家都安装防盗门、防盗窗，把家打造俨然如“天牢”一般，不还是有盗窃案发生么？

可见，台州这起筑高围墙防贼，这种只堵不疏的封闭的管理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说是历史性的退步。对此，就有网友如此讽刺，这是现实版的电影《第九区》，“要不要再修个带电网的高墙？”

对流动人口的开放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尺度。无疑，坑郑村岙底自然村这种建高围墙防贼模式，并不符合现今城市管理的主流方向。台州的这道围墙，人为粗暴地将外来人与本地人置于一个对立的境地。它如一面反光镜，折射出了这座城市存在的一颗毒瘤。这种有损公平，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当地政府如果处理不当，必定会挫伤外来务工人员的热情和对这座城市的观感，并进而促其用脚投票，表达对这种非人性行为的底线抗争。  [作者：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