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东莞厚街派出所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要求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特别强调，对于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将追究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广州日报》3月16日报道）

有调查称，中国孩子的想象力世界倒数第一。不知这样的数据有没有权威性，但成人领域定非如此。东莞厚街打黑在网上很热，原因一个：许多人从“打掉1个涉黑团伙”出发，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比方说，是不是没黑也要造黑？是不是有几个黑也只打一个黑？是不是着眼明年打黑，今年先养几个黑？

我不认为，这样的联想契合东莞厚街打黑的本意。我更不相信，真有人愚蠢到要求“只打一个黑”，真的提倡“无黑造黑”；台下的派出所，真会天真地以为打一个黑就行。新闻中还有一句话，“要以派出所辖区为单位，集中力量对涉黑涉恶线索开展深入的调查摸底，真正把黑恶势力的底数、成员、犯罪行为、活动规律及背后‘保护伞’摸清楚，予以一网打尽”。联系起来贯通先后不难发现，“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并不是说要“无黑造黑”，更不是说要“多黑少打”；其中虽有定指标之意，但强调的是打，传递的其实是压力。从这意义上说，把“要打一个黑”理解为“只打一个黑”，是一种误读，按现代的流行话说：厚街打黑“被黑”。

承认这是误读，更要承认，公众的联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换言之，厚街打黑“被黑”不算太冤。

任何一种联想，都是基于现实的反应。公众对于“只打一个黑”的误读，更是源于现实的条件反射。在行政语境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个别官员在下达命令时，常常喜欢下达指标设定最低线。这或许传递了重要的极端性，但在自觉不自觉中也产生了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副作用。比如说过去就存在的破案指标。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把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可这里预防工作做得好却影响到了破案率。这是一种副作用，还有一种副作用是，有些地方工作不扎实，破案没水平，为了完成任务，就有意无意放松对程序的要求，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冤假错案。案例发生多了，自然会让公众产生印象，而当听到类似话时，就容易产生联想——这就是误读的现实基础。

由此不难看出，把“要打一个黑”理解为“只打一个黑”，公权有很大责任。可以说，公众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来自公权的误言误行。而要消误读，需要公权破除指标依赖，真正做到尊重事实，不搞形式主义。具体到打黑这件事，更应该强调有黑必打，打黑务尽。若能这样，相信必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甚至产生误读。（乔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