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我很有负疚感，这两年基层卫生工作量剧增，但是有些地方还存在收入下降的情况，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基层的同志。”（《新京报》3月18日）

基层人员工作量剧增却收入下降，这样的事情确实不甚合理，也不公平，卫生部长对此表示愧疚，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在卫生行业整体薪酬呈上涨态势的背景下，基层卫生人员付出与回报却出现不匹配的情形。这种不匹配，往小里说，可能会影响到基层卫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往大里说，则可能会使得国家普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宏大布局大打折扣。因此，理应引起高层的深切关注。

然而，若讲“负疚感”，或者说，在“负疚感”排序上，卫生部长似乎更应该首先对普通百姓表示愧疚。与那些在看病难、看病贵中挣扎煎熬的老百姓相比，基层卫生人员毕竟还有更多的选择、更主动的处境。

首先，普通百姓无法不生病、生病了无法不就医、就医则无法不接受高昂的医疗费用。也就是说，其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弱势地位，短期内还很难根本改变。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则不然，他们至少还是医患关系中的主动、强势一方，其所谓的“收入下降”，也只是行业内部的一种考量，并非是低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据调查，目前北京市社区医生的薪酬为人均4.2万元/年，并不算低。更何况，不可否认，时下卫生部倡导的公益性、公共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养医”的情形还十分严重。

其次，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依然十分强劲，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境遇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此前，有卫生部人士宣称国内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已基本缓解，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乐观了，百姓至今还是没有感觉出便宜来。据《中国青年报》3月14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两会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如果说心脏支架尚属于部分人群的需要，而一个常见的感冒，却也动辄花费上千元，百姓对此早已波澜不惊了。

因此，当下最要紧的，仍然是如何让医疗卫生真正体现其公共服务的价值。基层卫生人员的薪酬固然应该关心，而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就医环境则始终应该是卫生部长的最大关切。即便真想关心一下卫生人员，也应该更多的关心这个群体是不是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正在设法降低医疗服务门槛、提高公共卫生的质量。不然，“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目标，就真的是一句空话了。

[作者：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