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南株洲环保局长文铁军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9万元、2000美元，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文的辩护人提出，“近几年被告人上缴市纪委红包礼金7.18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扣减”。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文上缴的红包礼金属于查明他受贿数额的范围，故不会扣减。（3月22日《新京报》）

这条新闻，透露出两个很有意味的信息，一是该官员一边在向纪委上缴红包，一边在受贿捞钱，“上缴红包”不过是在为“受贿”作掩护。二是该官员可能早就算计好了，担心总有一天受贿会败露，好以“上缴过红包”作辩护，以减轻罪恶。

贪官文铁军“边缴红包边受贿”的腐败伎俩，让人想到一些地方反腐部门津津乐道的“红包政绩”，鼓励官员上缴收受的红包，以此当作反腐政绩。比如某市去年宣称：4月以来，针对公务人员收送“红包”等问题集中进行“三项治理”，七个月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缴“红包”5500多万元。

不知道文铁军当年上缴红包时，有没有被当作拒腐典型，有没有被当地宣传为反腐政绩。他“边缴红包边受贿”的行为见证了红包反腐的失败。那些交上去的红包，不过是腐败的障眼术，交上去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只是用来给自己涂脂抹粉和给领导添政绩的，暗里可能会报复性地受更多的贿。就像文铁军，收了100多万元，仅仅上缴了7.18万元。

文铁军一案，将所谓的“以上缴红包来反腐”的荒唐表现得淋漓尽致，敦促官员上缴红包，诉诸的是官员的道德自觉，可如果“道德自觉”有用的话，还需要纪委反腐干什么？如果官员真的清廉，真有道德自制能力，一开始就不会收受别人的红包。收了红包，再让他们交上去，以此来表现反腐的成绩，实在是自欺欺人。

这是很容易想到的结果：官员收了很多红包，但为了响应上级“反腐倡廉”的宣传，主动上缴一小部分做做样子，让领导觉得自己很听话，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清廉。因为，上级纪委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收了多少红包。“让官员主动交红包”本就变相向官员传递着一种信息：上级没有掌握官员的受贿情况，需要官员主动向组织交代。如果上级知道某位官员收受了多少红包的话，早就直接双规和处理了，根本没有“主动上缴”的机会。

也有官员上缴红包，是为了试探。纪委如火如荼地对收受红包进行调查，官员不知道深浅，交一点儿试探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很安全，就不交了，如果风声很紧，就多交一点儿。当然了，也有官员如文铁军那样，是为了日后落马时作铺垫，问题暴露了，主动上缴红包的行为，幻想能抵消部分受贿。（作者: 曹　林）原题：“上缴红包”只是为受贿打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