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城管局设置禁行路段，对每辆车罚款一万八千元。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丰润区城管局，并随后采访了区宣传部长肖润光。采访结束后，记者称将整理全天的采访素材，再跟部门领导商定发稿事宜。肖润光遂勃然色变，要求记者现场出具介绍信，称“有介绍信才能采访”，并推搡记者。（4月2日《中国广播网》）

“有介绍信才能采访”，显然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相悖。《记者证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记者证是记者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唯一合法证件。这个“唯一合法证件”就排除了“介绍信”存在的可能。

事实上，采访前以及整个采访过程，记者都是在征得采访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并按采访对象的要求进行采访。而记者在采访之前，就已将记者证交给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查验；在采访城管局领导时，肖润光也在场旁听，但始终未对记者身份提出疑问。这足以说明记者并未违规采访。在这些环节中，采访双方互相配合，颇有些“其乐融融”的意味。

但这种“融洽”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或者根本就是公权“看菜下碟”的把戏而已，全看记者是否顺从权力意志。一旦得知记者的报道计划后，便以要求提供介绍信为由相胁迫，厉声指责记者“是不是骗子”、“我知道你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进而连推带搡，意欲抢夺采访机，控制记者人身自由。官员的矜持与庄重倏忽褪去，一副蛮横耍赖的姿态呈现于公众眼前。

有意思的是，这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要在区电视台进行，并全程摄像以留作证据。可窥见其在应对舆情上似乎胸有成竹。但听到记者说要发稿，便发飙阻挠。其前后的反差何以如此明显？不难发现，直接原因在于这位官员怕被曝光，而这说明采访素材中有于己不利的内容。进一步说，公权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媒体的采访内容，往往有“加减乘除”的自由；而一旦媒体不在其管控区内，权力鞭长莫及，唯有百般阻挠，或意图损毁证据，方能挽回权力的些许颜面。肖部长的发飙亦可作如是观。

说到底，“有介绍信才能采访”，不过是权力者干扰舆论监督的借口而已。不难想象，只要采访于己不利，即便记者有介绍信，权力者依然会变着法子加以阻挠。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而温家宝总理也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然而尴尬的是，现在有些权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考虑，反其道而行之，设置各种条条框框限制人民批评政府，变着法子打压言论自由，对监督者动辄扣上各种罪名。如果说要求记者提供介绍信，仅仅是公权抵制舆论监督的初级阶段，那么，“网上通缉”、“曲线治罪”则是不折不扣的高级阶段。

“有介绍信才能采访”，充分暴露了权力者对宪法精神的漠视，以及对民意的背叛。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记者的采访权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采访自由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保障。如果记者的采访权甚至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相当于侵犯了所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无疑，要实现舆论监督免于公权阻挠的自由，则必须清除“介绍信”这类由权力私设的条条框框。这是公权赢取民心、提升公信力的最佳选择。

[作者：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