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上午，广东佛山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杨建华上线与热心网友畅谈“热点”话题。在提到娱乐场所、桑拿按摩都要安装摄像头的情况时，杨局长说“在公共场所哪有隐私的，如果公共场所有隐私那就是‘流氓’，公共场所有什么隐私，既然大家都能够见得光的有什么隐私呢，这些都是奇谈怪论。”（《广州日报》4月29日）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这则新闻的下面链有这样两则相关新闻，一则是陕西拟规定涉及个人隐私场所禁止安装摄像头，另一则是重庆市的规定，在旅馆和饭店客房、娱乐场所包房等可能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的操作区域等地方，则禁止安装公共视频系统。由此可见，“公共场所无隐私”才更像是“奇谈怪论”。

在百度百科中，“隐私”指的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我五音不全，舞技也很烂，这无关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但在KTV的包间里，我愿意和同事一起娱乐，而不愿意被不相关的人窥视，这就是一种隐私。事实上在我们购买消费的同时，也相应地购买了隐私权，小小的包间就是一个权利的堡垒。换言之，我们只能根据某种信息本身的性质来决定是不是隐私，而不是根据所在场合，更不是权力的指定。

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为了某种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需要，公民个人可以将隐私权让渡出去。但要认识到，这是公民对其自身权利的一种处分，是一种主动的让渡，其目的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因而前提是必须得到公民的授权。而不是说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就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隐私权，更非公共利益必然高于个人权利。譬如小区治安环境很差，时有小偷出没，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大家一致决定在小区内安装摄像头，这并不是对隐私权的放弃，而是一种利益的权衡。

杨局长之所以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原因不仅在对“公共场所有无隐私”的理解有偏差，而更在于对“权力有无边界”的认识有误区。除了“公共场所无隐私”之外，杨局更加让人莫名惊诧的一句话是“如果公共场所有隐私那就是‘流氓’”——真的是好久没这么被雷过了。在娱乐场所把包间门关起来，本质上都可以视为对隐私权的保护，难道都是“流氓”吗？杨局有没有到KTV里唱过歌，我不清楚，但在饭店包间里吃饭的情况肯定是遇到过的，你有没有关过门？娱乐场所确非圣洁之地，但你不能因此而对所有人搞有罪推定。一个题外话是，作为一个政法委书记，杨先生对“流氓”这个本该丢去历史垃圾堆里的词仍然情有独钟，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

一定程度上说，公民的隐私权与执法权之间本来就有内在的冲突。我们总希望自己的隐私被尊重，而执法部门总是希望权力越大越好，方便管理。权利与权力之间就是一种妥协与制衡的关系，在博弈中达到动态的平衡。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权力眼里根本就没有禁区，权利成了为权力服务的可有可无的附庸，并且把这种作风和思维带到实践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