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高危人群”被清理出深圳之后，会流动到哪个城市？担忧似乎开始在东莞得到“印证”。对于深圳清理行动对东莞的影响，有警方人士近日在微博上首次正面回应，称“的确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为此，当地相关官员指出，“深圳警方一直很主动，东莞也要主动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东莞是个不乏“创新”热情的城市，2006年9月起“禁摩”；2007年8月起“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2008年5月提出以出租屋和经营高成本转移低素质劳动力；2009年1月起“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只是这些举措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与产业政策相悖，或不利于社会和谐，无一例外地受到普遍指责。

对于清理“高危人群”，东莞似乎箭在弦上。深圳的清理百日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属有罪推定。对此，深圳方面通过《人民日报》澄清说，这八万余名“高危人员”是“迫于形势压力自行离开”。此举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这是深圳警方说的。东莞面对的现成“创新”经验，显然是有诱惑力的。

自行，主要是指自己来做，有自动的意思。细细揣摩出自深圳的这个“自行”，确实妙不可言。八万余名生活在深圳的人，突然间就“自行”离开，恐怕是担心“被犯罪”，只好“走为上”。“驱逐”不只是挥舞大棒，有一种“驱逐”效应叫“自行”，不显山不露水，不留痕迹，这还不算一种了不起的“创新”？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作为外界观察中国大陆的窗口，深圳总该显示经济发达和政治文明的。此前，深圳曾公开处理卖淫女嫖客，后来火烧违建连营，再后来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动静闹得很大。对于嫖客、违建聚集区的外来人口和农民工，官方不好贴上“自行”“自动”标签，这回针对“高危人群”，演绎了一次艺术化的驱逐。

近期东莞接连发生的几起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件，尚未证实是否系“自行”离开深圳，“窜入”东莞的“高危人群”所为。我揣测不管是与否，对“高危人群”的清查和驱离，极有可能成为大运会前东莞的最优选项。发轫于深圳的“创新经验”是明摆着的，人家能让“高危人群”离开，且是“自行”的，东莞也可如法炮制，让某些特定人群干净利索地“自行”远离。

如果“自行”奇效在东莞应验，虽是步人后尘，但“管用”就好，“安全”了就行，实在不必顾忌太多。问题是，“高危人群”再次“自行”离开东莞，又会流动到哪个城市呢？之于深圳，东莞是“护城河”，惠州是北大门，下一步实现“自行”的，自然该是惠州了。推而及之，大运会环粤“安保圈”的粤、闽、赣、湘、桂、琼六省（区）都来复制这个“自行”，何处是“高危人群”的立锥之地？难道让他们从国土上消失不成？

“自行”之妙，不仅限于清理、驱赶“高危人群”。现实生活中，征地中农民“自行”铲除地里的庄稼，拆迁中居民“自行”扒掉房屋建筑，信访维权中上访户“自行”息访，不是常常被当做治理有方的成绩和经验加以宣扬吗？诸如此类的“自行”奇功，貌似温文尔雅并借法律之名，实则非暴力胜暴力，这对被驱逐者乃至文明秩序的伤害更甚。

都说国人创新能力不足，其实大谬。相比于他族，国内某些公权机构的创新能力决不逊色，只不过创新方向不同而已。他人的创新能力，大多提供正价值，国内公权人员的创新能力，却往往提供负价值。就形形色色的“自行”而言，不过带来一个伪饰而来的“乌托邦”，带来最基本的法治和道德底线失守，带来法治社会的创伤，这样的负价值创新被复制，值得警惕。

“东莞也要主动起来”，会往哪方面使劲，非常值得关切。深圳上演的“自行”，已经证明了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不好的行政行为成为不好的行政习惯，不好的行政习惯成为不好的行政惯例，当不好的行政惯例再成为不好的行政行为，如此周而复始，足以让城市品质和社会公正蒙羞。对于这一点，东莞的城市管理者知否？

我衷心希望深圳负价值的“自行”创新不要在东莞上演。“高危人群”可能并不光鲜亮丽，但他们同样是城市的社会成员，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也是弱者。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就把这个人群当犯罪嫌疑人，这是在消除犯罪的果，还是种下仇恨的因，还真的很难说。“自行”的标签妙则妙矣，但这不过让人们有更足够的依据，去嘲笑城市治安管理者的懒政与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