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索尼、华纳、新艺宝、环球在内的7家港台大唱片公司，将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2050万元，理由是“明知或应知未经他人许可上传侵权的录音制品，提供搜索、链接、榜单及下载服务”。（近日《广州日报》）

涉及知识产权的官司，其实越来越多了，但基本上只让我重复地生出慨叹：在中国，最难维之权，莫过于著作权；在中国，最弱势之人，莫过于著作权人。

著作权的难维权，首先，在于正当权利未必是法定权利；法律未必保护正当权利；法律未必不保护不正当权利。

这段时间以来，我个人现实操作一些著作权的维护工作，以各类评论性文章为切入点，尽管才刚刚开始，却已经结结实实地领教了维权的艰难。

譬如说，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他遵纪守法，他辛苦工作，有了劳动果实，从社会规则上说，能够容得其他人偷了去、抢了去吗？一般来说，当然是不容得。但现实，却是评论作者的劳动果实，偏偏被法律允许了任由人偷、任由人抢。

有条文可据的，“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是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是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第7款之规定。

诚然，在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中，都后置有例外。在著作权法中，表述为“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表述为“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类似条款，本应是前置性的，只有经著作权人同意，才可以付费或不付费地转载使用其作品。当前置变成了后缀，条文本身，实际已相当荒谬了，相当于法律规定，偷东西、抢东西都合法，除非，东西的法定拥有者预见到东西的必然被偷、抢，并对前来偷抢的人说，我不允许你偷、抢我的东西，然后，偷抢才是违法的。造成了现实的维权操作怎样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了。

在具体环节上，著作权法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立法初衷，显然不是让写作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评论作者通通饿死，却起到了这样的实际效果。这种前提下，维权，几乎成为笑话。

7家公司向迅雷索赔案，其实面临同一困境。即“明知或应知”前提下，提供盗版链接是不道德的，但不道德，却并不意味着不合法。

不谈论什么大道理，只在生存底线上说一句话：任何一个劳动者，他有选择劳动方式的权利；他应该有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拥有权；他有交易自己的劳动果实以维持生存的权利；如果法律不保护他的上述权利，则具体的法律条文乃至整个法律本身就不道德。

明确正当权利为法定权利，在相当程度上，便是法律存在的价值，是社会运行能保持着公平正义的基础。7月14日，有报道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但愿经本次修订，能至少在上述之明显不合理的环节上，将正当权利明确为法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