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逢雨成海，政府终于不再把责任推给老天爷，也找起人的原因了。21日，武汉市纪委发出通报，对造成武汉城区严重渍水的主要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市水务局副局长王洪胜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去职务。（7月21日新华网）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飞镖”，武汉敢于处分人、端乌纱，其“吃螃蟹”之举不禁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不过仔细一看，武汉市纪委的通报颇耐人寻味，在问责原因上，除去“重视不够”“领导不力”这些套话，干货就那么一丁点——因姜铁兵、王洪胜等人“对东湖排渍不力问题负有重要或主要领导责任”。笔者不免有些疑问，东湖又不是个小泥塘，暴雨来临前，几个水务局长就能把它挖大些，增大它的排渍能力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上个月暴雨期间，东湖渍水严重，水位节节攀升，使武汉城区饱受渍水之苦。其直接原因是水务局在东湖排水通道的疏浚上措施乏力、整改不彻底，如此看来，承担城市供排水职责的水务局长们“挨飞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将武汉内涝之困简单地归咎于东湖的几条排水通道上，恐怕就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其实，较之其他城市，“百湖之城”武汉在排涝能力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城市湖泊的蓄水容量极其可观，自北宋起，古人就把“蓄”作为城市防洪抗涝的重要方略。王安石曾认为南京玄武湖“空贮波涛,守之无用”，废湖为田，分给贫民耕种，以致紫金山上下来的径流无法排泄，二百年间南京城北水患频繁。至元代两次疏浚,恢复部分湖面,才减少了水患。

然而，当下的武汉也在走当年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老路——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可湖泊面积却越来越小。上世纪50年代，武汉市湖泊面积达1581平方公里，到上世纪80年代缩减为874平方公里。近30年来，又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相当于3万多个标准足球场。与之相对应的是，近30年来，武汉市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220平方公里增加到475平方公里，扩大了一倍有余。汉口的火车站、中山大道，武昌的友谊大道、南湖大道，中心城区湖泊周边拔地而起的楼群、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还有那些“从无到有”的新城区：东西湖区、后湖片区无不是填湖而建。目前，武汉市主城区的大小湖泊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127个减少到38个，而其中真正专用于调蓄雨水的湖塘只有5处。

与湖争地、填湖造城带来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一方面能为政府带来一笔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临湖而建的高楼大厦往往是政绩工程中最抢眼的一幕，当政者常常以此撑门面、向上邀功。有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有了霓虹闪烁的宽阔广场，哪还顾得上那几个“空贮波涛,守之无用”的湖泊？但其后果亦与王安石围湖造田之举殊途同归，短期内，是年复一年的逢雨必涝现象，更长远地看，随着湖泊日益变小或消失，整个城市的文化传承、生态平衡都将陷入一场噩梦。

如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么湖泊之于武汉，则是整个城市的“胃脏”，倘若你把它折腾得不舒服，它自然会常常作呕反秽，而解决之道，显然不是疏浚几条排水通道就能了事的。

平日只关注城市的高度、亮度，暴雨来临时才想起城市排涝的通畅度。该“挨飞镖”的，绝不是仅仅是几个与“水”字沾边的局长们。

[作者：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