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纪委近日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对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公务车管理改革相关建议的回复。对给公车贴标签的建议，广州市纪委回复称，此举曾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过，由此滋生出特权车问题，招致群众不满。回复透露，广州市今年将建立定期公示公务用车运行情况制度，公示范围则将从用车单位领导班子逐步向中层干部、全体干部扩展。（7月24日《新快报》）

在公务车上贴标签指的是，在公务车车前盖上喷涂难以遮蔽的标识，在车门喷涂单位名称、车辆自编号、单位及所属地方纪检部门监督电话。按照广州市纪委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曾经这样操作过，却滋生出“特权车”问题，在公务车车身上明明白白标注的车辆信息反而成为“特权的象征”，因此不再重蹈覆辙。

这种答复是站不住脚的。贴了标签的公务车会成为“特权车”，让某些公务员拿来“炫权”，是因为人们无从依据标签信息开展有效监督——比如监督电话打不通，或者车辆所属单位和纪检部门对举报信息置之不理；再如，公务车可以全天候被滥用私用，监督电话的服务时间却短得很，节假日也放了大假，一来二去的，让积极监督公务车的群众寒了心。

反过来，如果纪检等部门能保证监督电话畅通无阻、处置举报高效，让公务车上的标签信息发挥作用，就根本不会出现炫权车、特权车。更何况，在手机、微博“随手拍”的当下，公务车一旦贴上标签、车辆信息一览无余，私用情况被曝光的风险将大大提升，炫权的可能性倒是越来越低了。用十几年前的特权车问题为理由，排除当下给公务车贴标签做法的合理性，这种说辞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广州市纪委对另一项建议的回复就更有意思了。公务车运行情况，不仅要严格局限在用车单位内部公示，而且还确立了从用人单位领导班子逐步向中层干部、全体干部扩展的顺序。没有时间表，一切慢慢来，民众依旧被排除在外，这就是被作为当地公务车管理重大改革成果而即将推出的定期公示制度。

联系到公务车贴标签建议被驳回的情况，笔者想问的是，为什么广州市的有关部门推进公务车管理改革，宁可耗费大价钱上马一套监控软件系统，也决不信任和接纳公民监督，不能（不敢）善用民力呢？

[作者：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