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公车治理是一大难题，相关改革长期迟滞不前，不断挑战着公众忍耐底线，也催生出种种临时性治理方案。这次“动”起来的，是浙江瑞安市。从今年8月起，该市将给1800辆公务车统一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试图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反腐效能。

纵观各地公车改革探索，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模式，二是半货币化改革模式，三是加强管理型模式。瑞安市即将采用的应该是第三种模式。对于公车改革，高层尚未出台方向性的大政策，各地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自愿的“自选动作”，瑞安市的举措，说起来是一种主动改革，或称“自我革命”。

瑞安市机关事业单位共有公务车辆1618辆，去年运行维护费支出达3641万元，加上驾驶员工资等，每辆公车每年运行成本至少在5万元以上。在此背景下，瑞安市运用科技手段搞车改，目的可以理解为财政减负。但是地方财政为公车所累的，何止一个瑞安市。过去车改不论采用哪种模式，试点地区均宣称是成功的，尽管舆论总是充满质疑。既然是成功的，就不能不说创造了一项政绩。我们不能说瑞安市的车改是为了搞政绩工程，但完全排除政绩的考量，也未必客观。

公车这个顽疾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公车改革看作是代表我国某一类型改革的典型案例，或者是一面镜子，从中能更深入地透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靠瑞安市科技手段就能攻坚克难，一劳永逸，原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想必瑞安市的决策者看得很明白，试图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反腐效能，与其说是一种改革举措，莫如说是一种展示给上级看的改革姿态，即“我在动”。

毋庸置疑，以目前的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对任何一辆公车定位都不成问题。只需建立一个统一的公车卫星监控平台，然后在每辆公车上安装一套卫星定位终端，就可以实现24小时全方位的监控，可以随时查询目标车辆的精确位置和运行轨迹，还可以保存资料，生成报表，呈报纪检监察部门实施处罚。

然而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技术如果不能服务于制度，再好的技术也徒具观赏意义。就反腐败而言，一个早就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反腐败从来不缺技术与能力，更多是缺落实制度的决心。瑞安市车改要走技术路线，似乎有点被逼无奈的意味。瑞安市纪委领导称，一些公车真正用在公务活动的只有三分之一，领导及驾驶员办私事占三分之二，个别单位公车甚至成了某些人的专车。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不知道，瑞安市这些年有几个干部因为公车私用问题被处分、被开除公职，想必惩罚都不痛不痒。所谓“杀鸡吓猴”，总是“拔鸡毛给猴看”，“猴子”当然不害怕的。其实，如果明确公车违规使用是一种特权腐败行为，公车使用管理未必真的是一道天大的难题，只不过公车改革长期围绕“平衡、折中、余地”打转转。过于依赖技术的“神威”，是一种本末倒置。法纪不彰，再高明的外部技术控制所带来的只能是假像。诸如给1800辆公务车统一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除了能够证明“我在动”，还能如何呢？

正如治病不敢揭示真正的伤疤，一些地方的所谓改革大多是在隔靴搔痒，也许是不敢和不愿触摸痛痒处，因此有许多近乎自娱自乐、一开始都能料得到结局的所谓的改革创新在流行。高科技手段暗访“治庸”如此，干部人手配备一部具有定位功能的3G手机如此，公车安装GPS定位亦是如此。

严格说来，“我在动”式的种种改革不痛不痒，没有多少真情实意。道理很简单，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也是被改革者，指望他们真正压缩自己的利益，怎么可能呢？就公车改革而言，这些年行政单方主导的改革陷于“双手互搏”的困境早已显而易见，现在给公车全装上DPS显然只能治标不治本，很轻易就掉进“技术陷阱”，最后是花了纳税人的钱，给公车多搞了个时髦玩意儿。

如此说来，要真正看到一个有“真情实意”的公车改革方案，恐怕还是要另辟蹊径。热衷于做些“我在动”的姿态，说些与民无涉的官话，非但引发不了应有的改革效应，而且可能因为没有效率而失去改革的最佳时机。近30年的改革史上，涉及削减特权的改革，越是貌似渐进越是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在动”式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作渐进式改革。

[作者：肖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