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人在谈论一个似乎是过时的话题：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及乡村传统道德的解体，话题中还包括一类过时了的人物：乡绅。在传统乡村社会，乡绅是维系乡村习俗、道德的主要阶层和纽带，也是“清议”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官，但有时比官还有威望，官员要在乡村贯彻一些事情，还需要借助乡绅。革命之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被改变，乡绅渐渐地消失乃至绝迹。

想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的一篇报道：山东鄄城县彭楼镇几个村子决定造一栋教学楼，预计投资100万。需要各村自己筹资25万。郭北口村的100多个孩子，因为家长没有按照要求“自愿”捐款，村干部就进入彭楼镇何庄完全小学，让校长停了这么多孩子的课，不交钱就不准上课。报道的着眼点是“乱摊派”，但是，如何“乱摊派”，以什么行为方式“乱摊派”，不能忽略。

在讲究“敬惜字纸”的传统社会里，学校是有一定神圣性的地方，一校之长，更是当地有威望、受尊敬的人物。乡村官吏可以随意指使校长，干预学校事务，跟佛头着粪无异，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村干部可以叫校长停学生的课,校长居然也服从了，说明对文化、教育的敬畏，在一些地方的乡村（不限于乡村）已经成为历史。“乱摊派”，其中包含了诸多的“乱”:行为失范背后是秩序失范，秩序失范背后是价值观混乱。造教学楼是为了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又是以辱没教育的手段来推行，真正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鄄城县彭楼镇的“乱摊派”，不是第一例，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例。这类现象的频频发生，说明在一部分官员心目中，已经没有比实际利益、比钱更高的价值尺度。“二奶”现象也可以作如是观：即刻的、“切身”的现世享受就是一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和起码的研究，现在还不敢说，如果没有了道德权威，社会生活是否可以用另一个权威——法律来维系？如果可以不讲道德，只讲利益，那么，最起码的道理就是：既然你要谋取利益，那就要承认别人谋取利益也是合理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利益，分配不合理，不公平，往往就是社会的乱源。“占领华尔街”，就是“99%”要向“1%”讨公平、讨公道。利益严重失衡而想保持社会稳定，是缘木求鱼。那么利益分配谁多谁寡？由谁来定？分配的依据又是什么？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权利——利益的分配权，分配准则的制定权。至少在鄄城县彭楼镇，村干部、镇政府、教委，有摊派权，村民只有被摊派权。摊派多少,跟村民收入比例如何,好像也没有什么依据，或者说权力就是依据，村镇干部说了算，村民不肯交钱，就是“刁民”。 “刁民”这个词说得太好了，就是说，至少鄄城县彭楼镇，还是个土皇帝说了算的地方，还是个极权土围子。

孙中山发动革命推翻帝制已经一百年，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已经八十五年。八十五年之后，“革命”成功了没有呢？至少没有完全成功，像鄄城县彭楼镇那样土皇帝当道的地方，还多的是。（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