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河南天价过路费案当庭宣判，被告人时军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5万元，被告人时建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罚金1万元。媒体称两人均当庭表示不会上诉。但随后，时军锋的辩护律师称时军锋并未当庭表示不上诉。（12月15日人民网）

从无期到判处有期徒刑7年，从天价过路费368万缩水到现在的49万，从“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拉沙却只挣了20多万元”引发的舆论大哗，到如今被告人时军锋大方承认有罪，表示“我对以前和以后的举证都无异议”，并坦白曾对央视等媒体撒谎。整个“天价过路费”案几经周折，虽在最终判决结果上峰回路转，但整个案件的变化原因依然云遮雾罩。

从记者传递的当庭信息看，被告人时建锋开庭前就表态“只要判的不多就不会上诉”，似乎应该对如今的判决结果感到满意。尽管辩护律师依然坚称“时军锋并未当庭表示不上诉”，在法律规定的10日上诉期限内，时军锋随时有权利提起上诉。这样的信息传递，虽然给最终判决结果带来一丝变局，但让一个偷逃过路费的公民罪当其罚，不枉不纵，理应是整个判决的第一诉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那些隐藏在案件中，变幻不清，却能够影响案件走向的因子，也理应通过司法调查向公众宣布澄清。

比如，天价过路费逃费金额由此前的368万缩水至49万，但“起诉书并没详细说明数字巨变的原因，只交待一句：按核准装载量计算”。这种因为数字计算方式变化，导致的逃费金额巨变，倘若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就难免让人生疑：此前，究竟是调查计算不严谨导致的错误，还是因交通垄断企业的介入，对司法形成干扰，最终恶意使用错误计算方式算出巨额金额，抑或是司法机关迫于公众舆论乃至上级压力，无奈做出的逃费金额改变？这背后的问题倘若不能得到厘清，则如今的判决，哪怕能让被告人满意，却也未必能让公众信服。

执著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故意较真。司法不严谨、不公正之害，从此前“天价过路费被判无期”中可见一斑。倘若不是媒体曝光，一个运输沙石的货车司机，却要背负“无期”这一最沉重的法律徒刑。草率的司法调查与判决，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伤害，难以估量。也因此，司法调查与判决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开诚布公，否则法律无法得到公众信仰。

正是这个原因，公众对“天价过路费案”始终保持关注热度，就不仅是在关注时建锋这个货车司机的个体命运，更是从时建锋个体命运的峰回路转上，获得了感同身受的共鸣。这种共鸣既有对司法判决公正的期待，更希望通过此案反映的高速公路不合理收费现状，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

是的，在时建锋之后，还有无数人要继续奔走在那条巨额收费的高速公路上。在“逃费要被处罚，不逃费就赔本”的语境下，要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巨额收费的民生之痛，又如何避免受到法治不公的二次伤害，这不仅考验着司法的公正与智慧，更是对现有的制度困境提出了拷问。

从某种层面来说，天价过路费案或许随着时建锋“不上诉”的表态而尘埃落定了。但司法调查如何避免受到权力、财富垄断集团的干扰，草率的司法判决如何避免对公民形成二次伤害，如何能让如时建锋这样的普通民众，能从类似于高速公路这样的基础建设设施中获益，而不是因此背上沉重的负累……这些疑问，却依然没能随着这一纸判决书而尘埃落定。某种程度上，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纸公正的判决书，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对案件折射的社会痼疾提供一种药方，以使自己免于被民生之痛、司法不公灼伤的恐惧。

[作者：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