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食品安全事件只要一浮出水面，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揭露一个，牵出一串，带出一片，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在骂声四起的民意大潮中，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众多应对措施，比如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等等。

但是，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并没有因此停止。“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性早熟奶粉”、“致癌牛奶”又接踵而来。政府费时费力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未能有效遏止食品安全恶性事件的发生，公众期待的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出现。

“亡羊补牢，竟已晚矣。”这究竟是为什么？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存在的异常现象，一定会有其合理的解释，中国食品安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不例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10年发表课题报告——《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指出：“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等等，归根到底，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有失衡之处，以及由此造成‘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

究其根源，食品安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成，正是来自“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的效果叠加。

“权力之恶”造成政府管理机构臃肿、机制紊乱，部门职能管理失衡、官员不作为，最终导致少数代理人民行使公权力的部门反而与人民争权夺利。“资本之恶”造成资本与权力的相互勾结，生成权力市场，构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利益共同体，攫取超额利润，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一边是政府不停地制定市场规则，另一边却是食品安全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

我们不应把这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某种偶然现象，事实上，推及近些年来教育、医疗、交通以及公权力腐败等领域出现的问题，情形大致相似。不是食品安全中了多米诺骨牌的魔咒，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了多米诺骨牌的魔咒。

对此，清华大学学者认为，“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已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以政治整合代替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也是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

面对现实的隐忧，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历史提出了问题，也给出了答案。唯有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公民社会，方能达到三方制衡。公民社会独立于政府，且不追求权力，因而它对公权力的监督更具公正性，能更好地打破公权力的自我优越感。没有失去权力的危机感，就不会有官员必备的责任感。

[作者：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