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毁容案，谁又扛起了“官二代”大旗

2月24日，一条“网曝安徽‘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微博在网络上疯传。该微博称陶汝坤因追求少女周岩不成，将其烧成重伤。24日记者联系到受害者周岩的家属及其代理律师李智贤。李智贤称，目前陶汝坤仍被羁押，22日下午，当地警方已对周岩进行了伤情鉴定。（2月26日《北京晨报》）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因为求爱被拒，竟然泼汽油烧对方，其心理之促狭令人感慨万千。毫无疑问，陶汝坤的恶行令人发指，理应依照法律进行惩处。除了事件恶劣，再加上陶汝坤背着“官二代”这枚标签，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并倒逼现实程序依次跟进。舆论应该关注陶汝坤案，但必须厘清因何关注。

向施害者身上贴标签的方法并非第一次。还记得药家鑫吗？药家鑫开车撞人之后，怕农村人难缠，捅人八刀致死。当时，药家鑫下手之狠令国人愤慨，再加上传出其“军二代”的身份，公众舆论没有保持应有的客观立场，而是出于担心司法扭曲的缘由，无条件地选择站在受害者张妙一方，并由此引发一次又一次的舆论狂欢。

药家鑫最终认罪伏法，“军二代”也是编造之辞。但被人操控的舆论事后并没有得到社会层面的反思：药家人成了舆论的受害者，而且社会舆论也因此留下了伤痕，甚至一度噤声。现在，陶汝坤戴着“官二代“的标签出现了，社会舆论再一次露出了和药家鑫案一样的苗头：用站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立场。

社会舆论之所以如此警惕戴有“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标签的违法犯罪者，可以理解，因为现实生活中，司法最后可能因为这些特殊身份的存在而扭曲。而且，此类事件也屡有曝出，这直接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也就是说，“官二代”等只是表面上的靶子，公众舆论其实是替弱势群体发声，是在要求司法公正公平。

但“官二代“等并不是一枚理性的标签，更像是一个发泄情绪的帽子。因为，违法犯罪者有“官二代”、“富二代”，也有弱势群体，甚至后者的绝对数量远超前者。当一个人违法犯罪之后，社会舆论不应该用他所处的社会群体为他贴标签。群体是个中性词，不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它，就像不能搞地域歧视一样。

回到陶汝坤案，他的父母只不过是科级干部，在中国大地多如牛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二代”。而且，他针对周岩犯下的恶行和他的身份并没有关系，而与其不正常的心态有关系。此外，陶汝坤与周岩都还未成年，这件事是否应该进行社会层面的公开讨论也还有争议。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公众舆论应警惕自己。

更何况，贴标签还暗示着公众舆论在对某些群体进行围追堵截，生怕他们干涉司法。但这并非社会舆论的本分，通过药家鑫案我们可以看出，贴标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其最后取得的成果，因为除了堵不完“官二代”，还有“富二代”，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因为没有天然正义的人和群体，所以标签无意义。

而且，公众舆论贴标签是舍近求远了，既然担心有人干涉司法，那就一眨不眨地紧盯司法，法律的准绳不因违法者的身份而扭曲，这就可以了。当公众舆论发现法律准绳扭曲、司法遭遇干涉到时候，再出来把这些人一一找出并晒在阳光下，这才是其应有之义。贴标签是把双刃剑，一不小心伤人伤己，公众舆论应当慎之又慎。

[作者：赵红信]